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再次释放出清晰的政策信号，坚持经济不刺激，而是敢于创新思路，积极有为，差别调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平台转换期和改革深水区，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在这样一个新的特殊时期，必须抛弃传统思维定势，敢于创新经济治理方式和思路，以避免政策过度刚性或各类风险叠加导致经济过快地“下台阶”。
　　就实体经济而言，近两年，中国实际利率中枢不断抬升，企业贷款利率是发达国家的两倍还多，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票据直贴利率已经达到8%左右，为近两年来的高位，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甚至达到双位数，实体经济已经不堪重负。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艰难境况下，近期推出的小型微利企业减税、棚户区改造以及铁路政策性融资等政策组合，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新一轮政策刺激”，更有别于2008年期间的大规模刺激措施，而是给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以更大回旋余地的政策创新手法。
　　从当前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看，名为“宽松”实则“双紧”。新政策中，财政指向为小微企业“减税”，金融通过定向“点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金融工具和手段，并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实施结构性信贷政策，这些都是在总量不放松情况下的精准货币投放，其目标是为了真正提高财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结构性问题。既然是结构性问题，宏观调控就必须从总量转向结构，进行差异化管理，不仅对各种政策之间的搭配方式进行创新，也对各种宏观调控工具本身进行创新。做到“出手更加主动，目标更加长远，调控更重协调，手段更加多元，力度更有分寸”。
　　近一段时期，新一届政府治理经济的思路与以往出现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前，强调紧盯目标区间，相机调整政策，做到调控“不刺激”，改革“不松劲”。对待地方债、影子银行、过剩产能以及流动性等问题辨证施治，分类处置，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倾向。差别调控就是经济治理思路上的创新，是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中国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宏观经济自身运行的内在规律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应对风险以及经济治理思路必须相应调整，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作为超大型发展经济体，中国不可能简单套用或拷贝他国经济发展的版本，中国遇到的问题是西方国家所不曾遇到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传统西方经济学也并非治理中国经济顽疾的良药。中国必须“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既要积极汲取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更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自身运行规律的创新性政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灵活性，避免由于传统定式和政策刚性引发不必要的冲击。这样才可能在一个内在稳定的发展环境下，向改革要动力，进而真正释放中国经济尚未被挖掘的潜在增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