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看病,总希望去家大医院,找一个有名的好医生,但是往往大医院、好医生就那么多,免不了要跑跑远路、排排长队;而对于很多大医院的医生来说,每天就诊的患者那么多,也让他们不堪重负。那么,如果让医生流动起来,多去几个地方看病,这样是不是一方面能让患者少跑路,一方面又能让医生增加收入?这是不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医生多点执业,还需解决哪些难题?能否双赢?
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今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下一步要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合理把控公立大医院规模,优化医疗资源部署,为患者就近就医创造条件。有序放宽社会力量办医准入,落实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减少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完善基本药物制度,规范药品流通秩序。
刘春民是深圳市眼科医院的一名科室主任,在他看来,自己工作繁重,出去多点执业虽然能挣钱,但权衡下来,还是得不偿失。
刘春民(医生):我每个星期除了三个工作日的门诊,还有两个工作日的手术,甚至我每天晚上回到家,还要去看大量的外文资料,还要撰写科研论文。所以基本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出去。
而对陈青山来说,更多的是对多点执业地点医疗条件的担心。
陈青山(医生):条件包括它的执业环境、设备、流程,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到底下执业的话,医疗风险就要大一些。
另外,医生要多点执业,首先要向所在的医院提出申请,只有经医院同意后,才能进入下一程序,到卫生行政部门登记注册。而对大多数医院来说,除非医院之间有合作,否则很少会同意自己的医生到外面开展多点执业。
陈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你到目前为止还是单位人,你的上班,基本的劳动纪律那是要求你上班时间必须在单位,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医院的资源也不允许,到目前为止,作为经营来说不允许你放到其他单位去。
据一份抽样调查,医生们对多点执业存在多方面的顾虑:医疗纠纷及风险方面的占65.5%;担心原单位阻挠的占60.6%;担心晋升、职业发展受到不利影响的占了45.9%。
此外,医生出去多点执业,还面临着他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等方面怎么核算?更主要的,如果不是医院之间的合作交流,一旦因为多点执业产生了医疗纠纷,还会对原单位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些压力之下,多点执业的冷清就可想而知。
刘国恩:多点执业 均衡优势资源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想医生多点执业,可能不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部,但它一定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一个切入点。现在中国看病就医的主要矛盾,事实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医院里面的资源过度集中,第二个就是我们社区的医疗服务平台,除了我们现有的政府办的社区卫生中心而外,并没有非常活跃有效的私人诊所,社会办医的机构。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个方面同时推进,将会非常有助于,以后看病比现在要方便得多、有效得多。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太简单了,以为医生多点执业,或者自由执业,是个一加一等于二的关系,其实不是。如果我们实行了多点执业,最后能够走到自由执业的平台上去。一个是会使得很多专家能够通过自己的旗子打造一批新兴的团队,使得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在广大的社区诊所里发展壮大。这些社区的各种诊所就可以为老百姓看病就医,特别是感冒、发烧、拉肚子这样的小病,就可以在社区得到救治。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在服务过程当中,把重症病人筛选出来,输送到或者转到大医院。在大医院里,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优秀的专家,就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技术集中在重症病人上。这样的话,即使大量的百姓在看门诊服务的时候,在自己的社区也可以见到比较优秀的团队。与此同时,大医院里看病就医就没有那么拥挤了,把资源更多的留给重症病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张鸿:多点执业的最大阻碍来自于第一执业单位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前年出现了一起医疗事故,就是有一批人在动手术时眼部感染,手术失败。为什么眼部感染?就是因为地级市的消毒技术,和来自大医院的知名大夫,没接上轨,没配上套,出现了细菌感染,然后就被叫停了。这就是医生私下里的走穴,这个大夫就是俗称的“小李飞刀”。因为它是地下的,所以大家都很匆忙,都是偷偷摸摸的,它就带来了一些安全的隐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下的走穴有可能变成一个公开、合法的,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看上这些大夫,还可能带动我们地级市、县级市基础的医疗,能跟上,它能带你、帮你,因为这是合法的。如果是偷偷摸摸的,那么他来了,赶紧动个手术,就跑了。
其实我们这次医改的思路,如果用一个字说的话,就是放。如果要是两个字的话,就是盘活。就是我们市场在资源配置里面要发挥主体作用,那最有效的资源、最好的资源是什么?是人的资源。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试点,这些年为什么多点执业很难推?当然,从基层来说,从民营医院来说,肯定好啊,名医都集中在那儿,到他们那儿看病。那我们回过头来,最有话语权的大医院的院长,他同意不同意?他为什么不同意?他凭什么同意?首先,你是我这儿的事业编制,福利、科研都是我给你投钱,你的名气从哪儿来的?名气是我三甲医院给你的。然后你要出去弄你的品牌,但你的品牌在我这儿,我得有效地利用。为什么我要让一个大牌医生,大炮去打蚊子,去治拉肚子?这是广告,我也要有品牌。否则,我不用他来,要不全国人民还能都到我这儿来看病吗?我这医院还有效益吗?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有一个体制,有一个机制,有一个中国最传统的单位人,单位人就得归单位管,你让他流动出去,那单位不同意。
刘国恩:现在每个人都是去大医院拼抢非常稀缺的医生资源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事实上医生多点执业,要做的就是对我们的医务人员进行分流。这个分流,不是通过我们的行政手段来进行规划性的分流,而是通过医生在更为广阔的一个全国上下可以自由流动的医生人力资源的市场里,进行更好的自我选择。使得医生资源配置到最合适的地方去。所以它和我们过去把医生派到下面去完成一项任务,有本质区别。
如果我们现在医院的这个医生,我们允许他多点执业,他很可能去另外一个公立医院,或者去另外一个政府办的卫生服务中心去做。其实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医务人员优质资源的一个配置的效率,因为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现在我们要想的是,如何通过高端医院里优质医生的队伍,以他们作为一个旗子,能够发展壮大一个他自己的团队,而这个团队植根在我们广阔的社区里,就是所谓的社会诊所、私人诊所。这个私人诊所起到好几个重要的作用。第一,是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每年毕业的医学院校的学生能够有一个去处,现在我们医学院的学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大医院里,要么就改行,去卖药。因为大医院有各种各样的门槛,包括这个编制,有个统计显示,大概有60%以上的医学院校的学生无路可走,最后选择改行。
如果我们能够推行多点执业,特别是自由执业,那么这些医学院校的学生就会团结在这些好医生、名医的周围,形成越来越有效的庞大队伍在社区的诊所里,使得医务人员不至于流失掉,同时使得广大的百姓在社区可以看到好的医生。而由他们的服务平台,把真正的重症病人又能够筛选出来,使得这些重症病人在大医院里接受到比现在要好得多的服务,尤其是时间上的一个良好服务。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去过大医院,不管是重症病人也好,还是一般普通感冒、发烧的病人也好,都在一个场所里面去拼抢,非常稀缺的医生资源。事实上,它可能是我所知道的,对资源最大浪费的一个制度安排。
刘国恩:想让更多的医生走出公立医院 就要减小他们走出去的代价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目前医生多点执业或者自由执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在他所属医院对他的约束上。其实医院层面上要硬性约束他的话,已经是违反这个政策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软约束,这软约束就包括了,我们长年累月形成这种,公立医院行政配置资源最后集中垄断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机会。那么这些机会、这些条件是和公立医院绑在一起的。比如说职位的晋升,比如说事业的发展,比如说编制待遇,比如说退休以后的各种福利、待遇,还有科研、教学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条件,都深深的绑定在我们公立医院上。你如果要从公立医院走出去,自由执业也好,多点执业也好,你将会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我们经济学上把它叫做机会成本。
如果我们希望更多的医生走出公立医院的象牙塔,能够以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权威建立起服务在社区的团队的话,要尽可能的想办法减小他们出去的代价或者机会成本,这就是要加大我们在公立医院里边行政配置资源的力度,这也非常契合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呼吁的这个,就是我们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
张鸿:得让一系列的不平等平等化 让人才有更多的选择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还是要放,除了对人的放,对医疗机构也要放。因为你没有对医疗机构的放,其实这个人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去哪儿?怎么放?就是你有更多的民营医院,有更多的私人诊所,我就可以有创业的冲动,我可以有选择的冲动,否则机会成本太高了。比如说,我要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你再想想养老,这个风险太大了。现在年轻的大学生都要挤破头进入公务员的行列。
要让民营医院,让外资参股。昨天李克强总理已经说了,民营医院要享受同等的待遇,和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要减少对外资控股的限制,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待遇在实际操作当中,虽然法没有禁止我们开一个综合类的医院,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上,你要想办一个医院,就难死了你。首先准入,你达到门槛,他都可以说我不允许。那还有相关的医保、评职称等等,养老等等这些,科研、科研资金全都在公立大医院,民营医院你想申请,那难于上青天。所以有一系列的不平等,拿都要让它平等化,然后人才有更多的选择,成本才会显得小一些。
刘国恩:稀释掉体制内的优厚待遇 有利于推进多点执业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如果我们要更有效地推进医生的多点执业,就要在两个方面重点地去推进。第一,中国今天的医疗体制改革和其他行业改革一样,改革的最大红利来自于开放,这是最简单、最务实、最有效的,至少在当前阶段是这样子,这是第一。第二,要有意识、有目的的,逐步加强我们行政配置资源的力度,让行政资源不能够绑架全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让行政体制内的各种待遇、各种条件越来越薄弱,这个时候就会稀释掉在体制内工作的优厚待遇,使得我们到社会上去服务,到社会去办医,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小。就这两个方面我们把控住,至少在当前来看,是非常有助于我们推进医生多点执业的。
我想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在方向上能够紧紧地把握住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方针,就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应该在我们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我们第一个是要通过市场的开放,让越来越多的市场力量能够在开放的市场中发挥作用。第二,逐步的让市场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能够越来越多的反映市场的供需状况,那么形成我们有利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