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后两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
中国被公认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等所有发达国家的通病都已经体现在中国身上。
有专家测算发现，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和劳动人口的减少，2030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内，将出现两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的情况。而养老保险年度现金流这一指标在老龄化压力下也将恶化，并可能最终在2037年陷入收不抵支的困境。
压力 2030年：两个在职养一个退休
在日前举行的第七届亚洲保险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中国在仍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时迎来了老龄化，中国和目前公认的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相当。
这一事实体现在人口寿命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上。过去60年间，人口寿命从建国初期的45岁，增长到了2010年的74.83岁，65岁以上人口比重从原来的3%增加到目前的8.9%。
郑伟测算的结果显示，到本世纪末我国年龄结构老龄化的情况将非常严重，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在2050年将达到26%，此后将一直维持在接近30%的规模。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劳动人口的数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明显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而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未来中国劳动人口比例会持续下降。
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养老难题，从老年抚养比来看，压力已十分明显。
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据郑伟测算，这一用于度量劳动力养老负担的指标将从2010年的11.9%上升到2055年的超过50%。
由于企业年金等其他养老计划的规模和覆盖面限制，中国公民退休后的财务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养老金。但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来看，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正受到人口结构的严重挑战。
“从在职和退休人员比例看，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目前大概是三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也就是3：1的数值。但是到2030年，这一比例会降到2：1，到2065年进一步降到1：1。”郑伟表示，到2065年中国城镇员工养老保险制度内，将出现一个在职养一个退休的情况，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情况十分严峻。
预警 2037年：养老保险将收不抵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近日透露，2013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总收入将近22500亿元，支出18400亿元，当期的结余4000多亿元，当期收支平衡是有结余的，没有缺口。
但专家指出，长期来看，养老保险现金流这一指标也会在老龄化压力下恶化，并可能最终陷入收不抵支的困境。
养老保险的年度现金流衡量的是当年的基金收入和当年支出之间的关系。据郑伟测算，如果不改革，在2037年的时候，会首次出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不抵当年支出的情况，当年收支呈现负数。2060年，年度收支差将下降到-10.34%的水平，并随着时间推移继续走低。
与此同时，养老保险基金的累积收支(基金支出比)也会在2030年后迅速降低，到2048年这一指标将首次出现负数，为-55.31%。“也就是说，假设不改革，照着目前的框架往下发展，2048年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就会枯竭。”郑伟说。
抛开“养老金亏空了吗”的财务讨论，如果采用科学方法的精算理论，运用一般精算准则及精算模型，精算公平保费发现，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仍不乐观。
有专家采用“加入年龄成本法”，也就是指将未来所有的退休金给付现值扣除未来正常成本的现值，作为计算正常成本及提存准备的基础。得出以2012年12月31日为衡量日，依加入年龄成本法计算得之精算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应计负债为83万亿，约为2012年GDP的160%。隐性债务将在未来的现金收支中，逐渐显现在未来的财务缺口上。
对策 合理调节抚养比 应对老龄化高峰
要改善养老金困境，最容易被想到的解决方法有两个：提高缴费比例，或者推迟退休年龄。
“不要幻想通过养老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来实现基金平衡。”郑伟预测，2011年至2100年的90年间，在“中成本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的综合精算结余是-12%。“这意味着，如果想让基金达到平衡，只能把养老金替代降低12个百分点，或者把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提高12个百分点，而这在现实当中都不具备操作性。”
不过，延迟退休年龄大势所趋。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近日表示，延迟退休年龄，客观上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压力。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对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开发将逐步凸显其重要性，而延迟退休年龄是开发人力资源特别是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
制度内部挖潜也被认为是缓解养老保险制度压力的方法之一。胡晓义近日提出，要合理调节抚养比，针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挑战，结合我国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源供求趋势，加强精算，未雨绸缪，预作安排，适时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既保持资金长期平衡，又使我国的人力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利用。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彭宅文认为，养老保险的“抚养比”仍有上升空间。2012年我国就业人口达到7.67亿人，但是2012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仅为3.04亿人，尚未过半。随着制度覆盖人群扩大、制度内人群的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增加以及“弃保”现象的减少，养老保险的财务状况有转好的可能。
“人社部所公布的是全国‘抚养比’均值，还存在不能调剂使用的问题。”彭宅文指出，大量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年轻人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所以全国平均数据可能掩盖了地区间“抚养比”分化事实。也就是说，平均数据可能掩盖了局部地区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继续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做到职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跨省市的转移接续。
胡晓义也指出，要提高社保提高统筹的层次，基本养老保险的目标是实行基金的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项目也应当积极推进省级的统筹，从体制上打破地域分割的藩篱，增强社会保障资金调剂功能和使用效率。此外，要增强制度的激励性，特别是养老、医疗等有个人供款的项目，要强化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导向，避免单纯依靠政府投入来保障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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