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有效市场”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将是中国未来5至10年的关键。就金融改革领域而言，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大幅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水平，有效规避风险，真正让金融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中国金融体系效率较低以及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从本质上看与“金融抑制”政策相关。这种“金融抑制”突出表现在过度透支政府信用上。
　　首先，社会总杠杆化增速过快且分配不均、融资增速过快，导致这两年我国融资杠杆大幅上升，原本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放大，市场风险大幅上升。从融资结构看，金融信贷资金投放存在“重大轻小”的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够，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2008年以来，患有饥渴症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扩张投资，导致影子银行以及融资平台风险大增。
　　其次，信贷占融资比重过大，银行参与度过高，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融资渠道过于单一。债券、股权等市场不发达导致银行参与度过高，融资风险与银行捆绑紧密。风险过度集中，一旦任何一个融资渠道出现问题将对整个融资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和严重打击。
　　再者，金融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甚至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出”，直接表现为货币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资金利用效率却大大降低。金融市场将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产出效率较低的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领域，没有流向实体部门，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又回流至金融体系内。尤其是去年以来，随着央行逐步收紧货币总闸门，银行体系资金面维持偏紧状态，国债收益率上涨至近9年以来最高水平，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继续飙升不堪重负。
　　长期资金利率本来应由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而定，然而，在当前中国的金融框架之下，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畸形分化，其所蕴藏的金融风险也更加集中，无法分担和释放。因此，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垄断，限制政府的权力边界，减少国家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具体运作的过度行政干预，促进金融体系内的竞争，向市场真正放权。
　　新一轮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并非简单的自由化，而是要消除过度透支政府信用的制度根源，着眼于构建有效金融市场，使金融体系更高效地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务。应大幅提高货币利率市场定价透明度，使实际利率与汇率等资金价格达到能够真实反映资本和外汇稀缺程度的均衡水平；在负面清单框架下进一步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限制，培育中小或小微银行信贷体系，真正解决金融末梢循环不畅等问题；向非国有经济放开融资市场，满足经济转型的多元金融需求；让储蓄者和投资者展开竞争，促进资本形成与配置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