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云昌在一次论坛上说，“现在有些人认为：房价一定要暴跌，如何如何。可实际上，我认为，房价暴跌只是一种妄想。”

　　专家谈话理应有专家的“范儿”，如果认为对方的观点没有价值，自然不用自贬身价，屈尊反驳；如果认为还有商讨余地，那就不应该贬之为“妄想”，因为同“妄想”的对话肯定离不了“妄想”太远。

　　顾委员认为，“从国际上看，房价大幅下跌与城镇化率有关。当一个国家城镇化率超过60%的时候，房价大幅下跌就可能发生。美国房价波动的时候城镇化率超过70%；日本房产泡沫破灭是因为城镇化率超过67%；欧洲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城镇化率超过65%。现在就中国城镇化率来看，楼市崩溃点还很远。”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少中国专家都染上了一种毛病，随意使用国外的例子作为解说中国的标杆，由着个人需要，顺着用，倒着用，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不违背“唱多中国”的原则。前阵子有专家说中国还有20年甚至30年经济高速发展时，强调的是国情优势，一切外国经验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未来。现在顾委员谈房价时，又拿着国外的城镇化率说事，完全不用考虑，世界上哪个国家在达到当下中国城镇化率时，房价涨得像现在中国一样高，房子造得像中国一样多，国民收入与房价之比像中国一样离奇。谁要把如此做派称之为“科学探讨”真会被人认作“妄想”。

　　无独有偶，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期间，针对市场关于中国楼市崩盘、三线城市领跌的说法，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回应称，三线城市房价在每平方米三五千元，“这是成本价的水平，还能崩到哪儿去？”好像生活在市场环境中，却从来不知道，任何商品只要“货到地头”，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对于过剩的商品，无论成本价如何合乎情理，消费者不光顾，跌个没完的情形天天都在发生。仇部长如果因为不上商场购物，所以不知道，那只要在业务范围，搜索一下历史上发生过楼市崩盘国家当时的数据，就不难知道有多少房子直接跌到了开发商的成本线以下，让他倾家荡产。在今日国内的一些“鬼城”，连开发难以为继只好中途撤资，烂尾了之的都有，贴本销售又有什么不可想象的？

　　同样，当被问到大城市的高房价会不会成为阻碍城镇化因素时，又一位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说，“房价比较高的城市，农民怎么买得起房的问题，可以分两步说。当然会有一部分富起来的农民进城，他们不用你操心，你买不起的房子，他恐怕都买得起。”虽然后面谈到了农民工进城可能承受的房价压力，但副部长借富裕农民的购买力说事，表达的仍然是“房价不足忧”的“自信”。

　　毫无疑问，农民中肯定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购买力惊人。只是在当下宣传的城镇化中，他们代表多大的购买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撑远远脱离户籍市民购买力的高昂房价？如果城里人承受不了，农民却毫无怯色，那岂非证明今日中国已不存在饱受诟病的“城乡二元结构”？

　　住建部的官员和专家一说到房价高或者因为过高而可能暴跌时，就会忘记了常识甚至忘记了专业探讨的规范，有其难言之隐：正是当下楼市前景不明，购房者踌躇观望，崩盘的声浪逐渐升高，逼得住建部人员纷纷出马，频频唱多都顾不上逻辑是否成立。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住建部官员说什么，而是类似担忧会不会影响国家决策，令刚刚起步的经济转型和配套改革，重新回到被房地产绑架的老路上去。证监会[微博]最近放行了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融资，A股市场上房地产、银行、钢铁、水泥等或者产能严重过剩，或者债务风险潜伏的行业闻风一起大涨，股价的抬轿者希望传达的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信息？

　　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让囚徒面对一扇紧闭的大门，不开门出去，就得死，打开却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结果囚徒选择的几乎都是宁可死，也不开门，因为不确定的危险比确定的死亡更可怕。在中国，楼市走到今日，已经成为如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牵引着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牛鼻子，走向一个谁都知道不可收拾的结局。但从官员到专家，许多人都宁可追随之，而不愿意面对现在挤破房地产泡沫可能出现的局面，哪怕它肯定不会像听任泡沫越涨越大最后爆炸那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