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建议中国更多调动私营部门资源，他认为采用公私合作的形式可以降低服务的成本，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同时他还表示，地方债务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

　　城镇化的资金从哪里来

　　在中尾武彦看来，中国在公共领域仍然需要大量投资。“中国的城镇化需要建设新的住房、新的基础设施等。”巨大的资金需求从何而来，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中国的经济能以7.5%左右的速度增长，增速仍然很显著。只要经济增长持续稳定，中国就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中尾武彦告诉记者，亚洲开发银行仍然预期未来几年中国会有7.5%左右的经济增速。目前，中国对于外需的依赖在逐渐减少，而越来越依赖于国内的需求。“在消费方面，中国消费者对汽车之类的消费品的需求非常强烈，我认为这能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
　　同时，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从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获得贷款资金。“我们在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气候改变、可再生能源以及如何改善地方融资等很多领域和很多问题上都对中国给予支持。”
　　同时，中尾武彦认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调动私营部门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多利用私营资本，采用公私合作，这包括国外和国内的私营部门。”他说。

　　PPP高效　但不是万灵药

　　中尾武彦认为，除了城镇化融资外，PPP(公私合作)事实上有更广阔的空间。“采用公私合作的形式可以降低服务的成本，改进项目的筹备，这一模式可以帮助中国的地方政府从供应方转变为购买方。”中尾武彦称。
　　“当然了，PPP也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带来风险。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当中，有许多公私合作失败的案例。技术不规范、商业可行性不匹配、风险分配机制缺失、项目准备不充分等一系列因素都可能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尾武彦告诉记者。他表示，如果政府想推广PPP，必须细致妥善地设计和实施，否则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
　　中尾武彦举了高速公路管理的例子来阐释可能的风险。“政府给私营部门特许权，让其管理运营高速公路，从中获得的利润就流向了私营部门。但是，如果说PPP项目并不如预期般运转良好，利润变少甚至有所亏损，那么很多情况下政府必须为这些损失提供担保，这就是一种风险。”
　　中尾武彦说，因此，PPP模式必须精心设计，它应被视作提高效率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而不应被当做把预算内资金转移为预算外资金的工具。“我想强调的是公私合作项目并非是万灵药。”中尾武彦说：“关于PPP，我们在其他亚洲国家有很多经验，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和中国政府分享如何更好的利用PPP，这也是目前我们和中国财政部合作，提供智力支持的一种方式。”

　　合理划分中央地方关系

　　谈到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中尾武彦认为，应该很好地监控地方政府性债务，然而，最重要的是合理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中尾武彦表示，地方政府之所以有这么多债务，是因为他们要花的钱多于他们的收入。“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所有支出中，85%的支出是由地方政府负担的，但是只有不到50%的财政收入划归地方政府。”中尾武彦称：“也许中央应该在社会生产和教育等领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把这些责任分配给地方政府。同时，我认为地方应该有更多税收来源，比如财产税、自然资源税等。”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中尾武彦认为，重要的不是债务本身，而是应该关注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