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　
　　要防范产能过剩、房地产、实体经济空心化、地方政府性债务及影子银行几种潜在风险叠加对宏观经济影响，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产能过剩既有周期性，更有体制性原因，还有市场扭曲性原因，特别是各地用政策倾销方式进行的招商引资。
　　董登新：　
　　互联网金融的最大风险是“非法集资”或“信托理财”。当今中国房地产贷款融资已有相当难度，于是大量房地产项目融资纷纷转向互联网信托理财平台“集资”，以高达10%的收益率承诺募资，有的甚至短募长用，拆东墙补西墙，风险很大。
　　连平：　
　　预计3月份之后宏观数据可能有较大回暖，但增长下行压力犹在；如果没有稳增长政策托底，二季度经济增速能否回升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建议政策作如下调整：1、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切实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2、放宽投资准入限制，促进投资平稳增长；3、货币政策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稳健中性，避免偏紧。可以考虑下调1至2次存款准备金率；4、适时适度调整监管政策，优化银行存贷比管理。
　　苏培科：　
　　未来几年中国金融业可能不会再有清晰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分业框架，各类期限、各类结构和跨境配置的金融产品将不断涌现，股市将不再是单一的投资场所。各类金融机构会走向混业和综合化经营，会让分业的单一业态变得越来越模糊，各类业务会交叉和跨界。
　　李迅雷：　
　　中产阶层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就人数而言，很少，中产阶层最多也就是1.6亿。就崛起的意义而言，很大，事关经济转型成功与否。中国未来的增长依赖城镇化这一动力？错了！城镇化是结果而非手段，唯有中产崛起，才能提升城镇化质量。否则，过大的贫富差将让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石磊：　
　　业务规模大的机构往往成为信用担保主体。如果这一主体的策略是不断买卖信贷类资产，或者提供信用担保，则这一主体的脆弱性就可能成倍增加，且资产的多次转移会造成一个信用风险并非仅由一个机构转移至另一家机构，而是由一个机构扩散至另一家机构，整个体系承担的信用风险比信用资产增长速度快得多。
　　管清友：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建议将京津冀作为体制改革的试验区，全国性的体制改革可以在这一区域先行先试。比如，针对京津冀在协同问题的争论，理出头绪，大胆设计，在行政区划上做出适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