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3月19日多部委负责人对这一规划又进行了详细解读。作为一份指导未来七年新型城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规划围绕一条主线、四大任务、五项改革展开，即一条主线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四大任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而五项改革是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资金保障、城镇住房和生态环境保护。总之，规划洋洋洒洒三万多字，可谓全面与深刻。
    然而，问题迎面而来，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纲领性文件，如何突破既得利益者的束缚，切实将规划落到实处，或是下一步应该考虑的关键问题。
    参考将上海自贸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积极尝试，再加上近期习近平主席将京津冀大首都经济圈上升至国家战略，笔者建议，可以在京津冀区域做出户籍改革、公共资源均等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等多方面的大胆尝试，并以此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突破口。
    实际上，选择京津冀作为突破口似乎需要更大的魄力，其实是以城市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支点，这不同于以小城市为主的战略。笔者认为，城市化比城镇化更具有紧迫性。
    这种魄力体现在，作为首都的北京，一贯享有着集中的教育、医疗、文化、行政资源，远非天津、河北两地可以比拟，真正做到协调发展不仅要遇到硬件上的制约，更会遭受既得利益者的束缚，这是城镇化改革最有难度的领域。
    以下几组数据对比中不难看出差距。如教育资源方面，目前全国211重点大学中，北京占据24所，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其中更不乏北大清华等顶级高校。而天津仅有三所高校入列，河北更是仅有一所。
    医疗资源方面，河北、天津更是难以企及。根据复旦大学所做的《2012年度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行榜》，全国百名最佳医院中北京独占26个，占据全国的四分之一之多，天津仅有三个，而河北则完全没有入列。
    房价方面，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北京新建住宅价格平均32764元/平米，而同期天津房价为11152元/平米，是北京的三分之一，石家庄、唐山的房价分别为6644元/平米、6290元/平米，约为北京的五分之一左右。
    此外，中央企业更是高度集中于北京，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中国大陆入选87家企业，其中48家企业的总部落户北京，占据半壁江山，而这48家企业中，90%以上都为央企。
    可见，京津冀都市圈这仅12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公共资源相差竟如此悬殊，未来打破资源失调，创造协同发展机会，可谓言易行难。
    然而，正是由于资源过于集中，基于京籍户口而带来的“超国民福利”，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为户籍改革与市场化改革的重大难点。而全国各地人口对北京趋之若鹜，也使北京成为“城镇化病”的重灾区，环境恶化、交通拥堵、房价奇高等“城市病”现象越来越严重，若从这一角度而言，从京津冀入手显然具有紧迫性。
    “十五”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年增长率超过3%（每年常住人口净增加60万人以上），提前10多年突破了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2020年1800万人口的目标。
    与人口急剧增加相伴随的是，北京交通日益拥堵，不得不采取机动车摇号政策限制机动车增加总量；住房日益紧张导致房价屡创新高，甚至超过了东京、伦敦和纽约；环境污染严重，持续雾霾天气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与城市印象。
    当然，京津冀一体化并非首次提及，以往亦有一些相关政策出台，如京津城际铁路、廊坊大学城建立，但从实施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成效不佳主要在于制度性障碍难以破除，资源分配不均难题未能破解。
    相对而言，此次国务院提出的“规划”，为城镇化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且最高领导人表态对待京津冀经济圈需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惯性思维，决策层此次决心非常坚定，或有望打破机制体制性束缚，推动更多城镇化配套改革加速推进。
    从具体实施情况来看，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是京津冀三地户籍制度放开，统一用大首都户口，这是推动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第一步，同时，京津冀公共资源共享，推进高考录取公平与教育医疗机会均等；
    二是在京的非核心功能的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外迁至天津和河北，包括部分央企总部、科教文卫机构，防止“巨无霸”的北京。虽然有媒体报道发改委人士称北京政治副中心初定保定并不属实，但把北京的一些功能分散给河北和天津却是大势所趋；
    总之，从京津冀着手推动新型城镇化改革意义重大且难度较大，但如能取得突破，不仅体现了决策层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决心，为全国改革积累经验，也将极大发挥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谓一石三鸟。

    本文作者沈建光是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