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但近年来，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涨，显著提高了各行业综合成本，增加了企业成本压力，直接影响了产业增长、产品进出口和产业可持续发展。
这种情况不单单发生在中国，许多发达经济体都曾经历过相同的阶段，为应对要素成本上涨，德国采取了诸如产品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结构性改革，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增加创新投资，占领技术制高点等措施，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了产业竞争力，值得我国借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介绍了这方面情况。
要素成本上升给德国带来负面影响
制造业是德国经济的脊梁，德国作为欧洲最大制造业国家和全球制造业强国，其制造企业享誉国际，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优良品质保证的“德国制造”，代表着创新、质量与技术领先。
德国制造业也曾经面临要素成本上升的情况。比如，德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960年到1980年，每个10年都翻了一倍以上。1990年两德统一后，为保持社会稳定，稳住东部地区人口，德国政府通过巨额转移支付大幅提高东部地区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使得东部地区工资水平达到西部的80%，而同期东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西部的55%左右，工资的过度上涨，导致产品成本大幅度上升。1993年德国工资成本比西欧国家约高20%，并远高于日本和美国。此外，人口数量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房价、资本、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都给德国制造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
实施产品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德国制造企业在面临要素成本上升后，选择了通过产品结构调整，让较高的劳动成本去生产较高价值和较高质量的产品，来提升其竞争力(这种竞争力被OECD称为结构竞争力)。这种结构调整，有可能是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结构的变化，也有可能是产品内部成本结构(如资本成本和劳动成本)结构的变化。实现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从依赖低成本优势向依赖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服务转移。低端制造业也将从本土向拥有成本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
德国自身的优势是在技术方面领先，具有大量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德国通过政策鼓励，进一步加强了研发，在耐用资本品的生产，如机械产品、大型医疗设备、电机和电气产品等方面拥有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同时舍弃了一些技术含量不高或缺乏竞争优势的制造领域，如家用消费电子产品、纺织品等，不与日本、亚洲四小龙及后来的中国在不擅长的领域竞争。一些初级产品也逐渐退出了出口市场，如通用钢板等。由于及时调整了产品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的对外贸易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出口的增长减缓，而是继续迅速发展，制造业的比重也由降转升。直到现在，德国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工业和制造业比例最高的国家。
推动结构性改革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2003年初，施罗德政府就开始酝酿名为“2010年议程”的改革计划，2004年全面启动该计划。一是大幅度降低税收，通过降低税率增加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尤其是对中等企业和手工业。据统计，通过税收改革，德国国民连同企业每年可减轻560亿欧元的税收负担。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由26%和53%降低到15%和42%。二是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于2004年生效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法规主要包括：调整解雇保护政策，设立个人服务代办处和职业介绍中心，鼓励自主创业，允许从事“微型”工作、重点关注长期失业者等。此后的默克尔政府基本延续了这一政策，并且在金融危机期间，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又适时推出“短时工作制”，即一周只工作3-4天。该制度规定，对于那些本应该丢掉工作的员工，只要企业保证其仍然就业，政府将支付其2/3的工资。“短时工作制”不仅保障了私人消费能力，而且在经济好转、订单重新出现时，企业能有足够的高技能工人。
增加创新投资占领技术制高点
德国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其过硬的产品质量，而过硬的产品质量源于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企业强烈的创新精神、政府的积极支持和特殊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共同构建了德国强大的创新体系，使得德国的汽车工业、机械制造业、医药化工和电子等工业制造业在技术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凭借这种技术优势，有力地保障了产品性能的可靠性和功能的完善性，巩固和提升了德国的国际竞争力，使得德国工业制成品能够长期畅销全球。
在德国制造业公司的营业额中，27%以上是来源于创新产品。这些创新产品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市场来说都是新颖的。德国经济研究所(DIW)2010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导向型行业附加值比重比德国的更大。尖端技术产品的营业额中，7%以上用于研发。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预算则在全部收入的2.5%-7%之间。通过快速实施最新的创新技术，公司能够迅速在各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
德国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在德国制造业企业中，研发方面的投入一般都比较大，平均为企业销售额的4%左右。改革创新投资结构并将经费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着重用于高新技术、战略性研究、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等。经过深思熟虑的创新为德国的富裕提供了“创新租金”，加强德国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竞争中的地位。
产业导向的教育和培训制度 和谐的劳资关系
德国制造业能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很大程度得益于德国实施的产业导向的教育和培训制度。
第一，工业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传统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致力于纯学术领域的研究，开设包括古典学科直至国民经济的所有学科，而工业大学则专注于工科和理科专业，享有良好的声誉，尤其受外国留学生的欢迎。
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又一种有德国特征的学校也发展起来了，甚至还被国外模仿，即应用科学大学。在德国，如今有1/3的大学生就读于应用科学大学以及在若干联邦州的所谓“职业学院”，后者与企业紧密合作。就应用科学大学而言，它主要因为是进入职场的快车道(应用科学大学的学制通常为三年)以及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这两点吸引学生就读。组织紧凑的专业课程和学业考试使得缩短平均学习时间成为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学术性；在大约200所应用科学大学里也从事科学研究，只不过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以应用为目的，并且贴近工业生产。
第二，双元制职业教育。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别具一格。大致一半的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后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学习国家认可的350种培训职业的某一职业。这种进入职业生活的方式有别于在许多国家都很普及的纯粹的学校式职业教育：每周有3-4天在企业中接受实践教育，1-2天在职业学校进行专业理论学习，培训时间为2-3.5年。同时，企业提供的培训得到了跨企业课程和额外培训内容的支持。培训的费用由向学徒支付报酬的企业以及提供职业学校经费的国家来承担。目前，有大约50万家企业以及公共机关和自由职业者向年轻人提供培训。有80%以上的培训岗位由中小企业提供。在德国，得益于双元制职业培训，无职业或无培训位置的年轻人的比例相对较低，这比例在15-19岁年龄段的人中仅为4.2%。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确保了手工业者和专业工人的高技能。
第三，善待员工。德国政府和企业认为，幸福员工才能支撑起一个幸福企业，而一个个幸福企业才能产生幸福GDP，让员工感到幸福，是所有企业必须所做的事。员工的幸福，不仅是工资的提高，更是其真实才能的上升，对于制造业来说，每个技术工人都是其关键组成部分，技工的职业技能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企业的品牌满意度，甚至国家制造业的强盛。
培育强大的中小企业
德国强大的制造业是由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支撑的，其特色在于存在很多“隐形冠军”——强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在某个细分领域具有很强市场竞争力。例如，德国伍尔特公司，只生产螺丝、螺母等连接件产品，却在全球80个多家和地区有294个销售网点，产品应用覆盖范围极广。类似的企业在德国不下1200家，这些企业往往占据了全球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60%-80%。“隐形冠军”往往都是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并且研发投入较其他国家同类企业高得多。这些企业能够长期发展并且敢于创新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政府坚持发展制造业的战略导向，以及为此创造的良好制度环境。和“去工业化”国家不同，德国选择了一条“制造业兴国”的发展道路。
德国1984年开始实行对中小企业的特别优惠条款，1986年开始税制改革。目前德国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中小企业营业税起点从2.5万马克提高到3.25万马克，对统一后的德国东部地区营业税的起点更是从15万马克提高到100万马克；提高中小企业设备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所得税下限降低到19%；对周转额不超过2.5万马克的小企业免征周转税；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等。德国的财政补贴主要做法：按《中小企业研究与技术政策总方案》设立专项基金，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提供资助，1995年以来，这项资助费已达12.1亿马克；为中小企业承担培训任务，可得到政府的补贴，1994年政府培训补贴支出达l.417亿马克；对在德国东部投资的中小企业提供总投资额15%-23%的财政补贴。
制造业信息化
德国将信息技术作为降低制造业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促进IT环境的统一化和标准化，短期内达到节省成本的效果；重新评估已有外包合同，从总体上提高软件和IT服务的外包份额；使用灵活的、以应用为基础的价格模型。在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阶段，主要通过提高整个商业过程的效率来节省成本。注重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自动化控制、交通电子、数控机床等装备制造业领域。如今，德国50%以上的工业生产和80%以上的工业产品出口依靠先进的信息系统。制造业中，50%的增加值和新增就业机会及50%以上的出口都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ICT)创新。德国制造业在保持其“德国制造”的质量信誉的同时，通过运用信息管理技术，其产品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管理成本不断下降、运营绩效日益显著，德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地全面提升，德国制造在重型机械、高端制造等领域已领先美国，如自动化设备、汽车技术等。
隐性降薪和管理增效
2002年8月，受施罗德政府委托，大众汽车公司牵头提交了一份《劳动市场上的现代化服务》报告，即“哈尔茨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改革就业制度，降低企业和政府在劳动者失业保障的负担和成本。此项改革推动了德国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灵活工时制和限制工资涨速等措施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对于劳动者来说，由于失业救济金吸引力大大降低，为了维持较好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在失业后积极设法再就业，而不是靠失业救济金生活。
哈尔茨改革实施后不久，2004年西门子率先行动，将德国工人工作时间由原来的35小时延长至40小时，且不增加工资，这实际上是变相降薪。《明星》周刊2010年报道，在100种最普通的职业中，有一半职业的实际工资水平比1990年低。德国一直没有最低工资，德国认为，如果“一刀切”实现最低工资法规，无疑给企业套上了“紧箍咒”，使“德国制造”失去竞争力。
另外，德国制造业通过精益生产和标准化作业，如平衡产品线、合理分配作业内容、每小时产量跟踪、设计生产布局等降低人工成本，实现人均生产效率提高30%，质量不良率下降50%，库存减少50%。德国过去十年通过精益管理和克制的工资制度，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幅度上升——略高于各自劳动成本的增幅。这说明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了，尤其为制造业带来了真正有竞争力的成本优势。
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
稳健的财政金融政策为德国制造业的长期发展与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同时为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德国的财政金融政策长期保持稳健取向。
第一，稳健的财政政策使得德国经济能够免受“重债”之痛。在两德统一前，稳健的财政政策使得德国政府净债务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便是在统一后第二年(1991年)，德国政府净债务率也仅为8.5%，此后为加快东德的发展，缩小东、西德经济发展差距，德国政府连续多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德国政府净债务率因此快速上升，到2005年攀升到49.3%。2006年以后，随着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以及德国经济增长的加快，德国财政政策明显趋于稳健，2007和2008年财政连续两年实现盈余，财政盈余额分别占当年GDP的0.3%和0.1%。
第二，灵活的平衡国际收支政策使得德国免受输入型通胀之苦。德国常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德国每年贸易顺差一直维持在1000亿欧元之上，如此之高的贸易顺差未引发输入型通胀，关键在于德国灵活的国际收支平衡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前，德国主要通过渐进式的汇率升值策略来主动调节国际收支差额，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则主要通过扩大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方式，促使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从而有效避免了输入型通胀。
第三，弱势欧元提高了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力。金融危机后，紧随而至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欧元不断贬值，这大大提高了德国出口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德国制造业出口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