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微金融实践在全国走在前列。然而，这个小微金融大省在面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老大难问题时，同样愁眉蹙额。《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浙江省多地走访发现，该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多达300多万户，其中没有贷款或贷不到款的企业占到六成多，而那些拿到银行贷款的小微企业，大多数也不得不负荷着沉重的非利息融资成本。

　　贷款“贵”在银行体系外

　　由于浙江省的政策性担保公司有限，更多小微企业担保贷款只能找民营担保公司。后者的收费标准为2至3个百分点，甚至5个百分点。

　　2013年8月，温州乐弛进出口有限公司从瓯海农村合作银行贷到100万元的“新温州人贷款”，期限一年，利息9厘多。公司总经理王斌认为，银行利息不算高，融资“贵”在银行体系外的收费。温州市总商会下属一家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为他进行了担保，担保费用包括10万元押金和2万多元的费用，要求一次性先付清，因此王斌实际拿到手的贷款仅为87万多元。“是怕我跑路吗，我还想他比我先跑了怎么办？”王斌不满地说。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企业信息不对称——银行要求资产抵押——若抵押不足则要求担保”，在这条贷款关系链条上，担保公司的存在是必须的，有争议的是担保费用的高低。
　　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下属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是浙江省最大的政策性担保公司。“我们收费标准为1个百分点(银行利率加1%)，民营担保公司一般收2至3个百分点，收5个百分点的也有。”公司总经理周恺秉说。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知章村的三得机械有限公司，在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有300万元担保贷款，由于担保公司是街道办事处参与出资成立的，担保费用也只要1个百分点。三得机械公司总经理闻树刚说，这几年来融资一直较顺畅，尽管外围形势比较困难，企业仍保持了较平稳发展，去年前10个月完成销售额4500万元，同比减少约1000万元，利润率保持在8%左右。
　　问题在于，目前浙江省的政策性担保公司太少，已有政策性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也不大。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理论上担保放大比例可达8至10倍，即担保20亿元贷款，2013年这家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14亿元左右，服务约300家企业。更多的企业如需担保贷款，就只能找民营担保公司。周恺秉说，深圳、北京等地一些政策性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有10多亿元之多，一家担保公司的担保贷款就可以做到100多亿元。

　　非银行渠道融资成本翻番

　　担保公司问题并不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全部，当银行贷款通过非银行渠道流向小微企业后，成本已远非银行贷款可以相比。

　　温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余谦向记者提供了两组数据：温州市现有银行贷款余额约7000亿元，GDP约3500亿元，两者为2：1的比例，市面上的资金拥有量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照理说不存在融资难；但是，该市工商注册的小微企业10多万户，银行业发放的贷款卡仅3万多张，意味着有6万多户企业没有从银行贷款。
　　业内人士就此分析说，没有贷款卡的那6万多户企业，没有直接从银行贷款，融资需求显然是通过非银行渠道解决的。
　　温州的情势是整个浙江小微企业贷款现状的一个缩影。据中国银监会统计信息网统计，截至2013年10月末，浙江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量分别为21925亿元、2887亿元，均居全国首位，贷款累计服务小微企业户数111万户。这意味着，相对于浙江300多万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而言，没有贷款或贷不到款的小微企业超过六成。
　　业内人士指出，无论是正规的融资渠道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还是非正规的民间借贷，其资金来源大部分还是从银行辗转贷出来的，如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按资本金1：1的比例从银行获得贷款，而且其资本金本身也不排除是银行贷款。但是这些银行贷款通过非银行渠道流向小微企业后，成本已远非银行贷款可以相比。
　　目前浙江各家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普遍在6%至10%之间，而非银行融资渠道的成本一般是银行利率的两倍以上。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杭州多家典当行获悉，典当行的收费标准一般为“综合服务费+银行利息”，如财产权质押典当费率为每月2%左右，折合年利率24%左右；小额贷款公司利率，折合年利率一般在18%以上，高的达20%甚至更高；民间借贷的官方监测利率，按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去年首次发布的利率指数，6月平均月利率指数1.3%，折合年利率15.6%，还不包括那些月息3%、5%的短期拆借利率。
　　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包祖明说，近年来，一些银行对发展信用卡等中间业务比较重视，不排除有少数银行在贷款利率之外变相收费的现象，但即便把中间收费折算进去，银行总的利率成本也不可能比得上15.6%的民间借贷利率，多数时候，银行只是把贷款利率降一部分下来，改成中间业务的名义收进去。

　　银行：没法多放贷，不敢多放贷

　　一方面，由于信用环境体系建设滞后，银行贷前调查成本高企，没法多放贷款；另一方面，受政策限制，银行有时想多放贷款但放不了、不敢放。

　　事实上，各家银行现在都在争抢小微企业业务。
　　“小微企业业务越来越受到银行青睐。”温州银监分局局长赵秀乐说，2013年温州市银行机构共推出了100多个降低贷款门槛和成本的小微信贷新产品，支持小微企业4500多户。1至10月，温州市新增各项贷款265.52亿元，同比增长只有3.82%，其中，小微企业贷款占了178.41亿元，增长达6.77%。
　　尽管如此，由于信用环境体系建设滞后，银行贷前调查成本高企，没法多放贷款。
　　2013年上半年，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组织了一次企业贷款需求调查，涉及全区3万家企业、5万家个体工商户，银行找当地工商部门了解企业相关背景资料时遭到了拒绝，对方说是“保密”的，后来经过反复沟通，对方总算提供了一部分资料。董事长单仲飞说，现在税务、商检、海关、人民银行等部门都有各自的企业信息系统，问题是不能共享，银行放贷款只能一家一家去调查，限制了服务效率。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从1993年组建至今，摸索出了一套有效服务小微企业的“三品(产品、人品、物品)三表(水表、电表、贸易报表)”经营理念，多次被评为全国小微金融服务先进单位。“现阶段服务小微企业主要靠人海战术，通过客户经理的广泛调查开展业务，从长期来说，这种模式存在发展瓶颈。”董事长王钧表示。
　　“中国的金融为什么难做？因为民间报表不真实，政府信息不开放，发达国家的房产信息是可以查的。”周恺秉说。
　　华夏银行绍兴分行行长李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给大企业或政府项目贷款，银行会获得一定的存款资源，小微企业的存款资源回报很少，去年以来该行新增小微贷款40亿元，新增结算存款20%都不到，存贷资金“倒挂”无法弥补。目前该行小微贷款资金来源主要靠总行内部拆借解决，由于同业拆借利率达5%，远超过存款利率(按平均一年期存款利率3%)，做小微业务的成本太高了。
　　除此之外，受政策限制，银行有时想多放贷款但放不了，不敢放。
　　浙江一些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反映，很多时候受政策限制，服务小微企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主要问题是贷款规模不够用，银行有钱不敢放。“到去年10月底，我们行全年的贷款规模就已经用完了。”绍兴银行行长陈方晓说，该行前年的贷款增量是20亿元，去年上面给核定的规模是23亿元，至于这个规模是怎么测算的银行并不清楚。
　　而且，相关管理部门政策还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让基层银行机构无所适从。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是近两年新推出的帮助银行筹集贷款所需资金的一项政策，绍兴银行去年底获批计划发行20亿元。“这只能算是一个无效的‘利好’”。陈方晓说，虽然银监部门规定小微金融债所筹资金放贷不计入存贷比控制范围，但是央行规定还是要占用贷款规模的，由于绍兴银行当年贷款规模已用完，意味着即便筹集到资金，也不一定能贷出去。
　　一些基层银监部门反映，前几年银监会要求用“三个办法(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一个指引(项目融资业务指引)”规范银行放贷行为，作为制度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小微金融业务中可操作性不强，比如小微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用途比较随意，没法完全按管理办法来监督，如果严格执行检查的话，银行放贷就会受很多限制。
　　此外，我国现在实施的金融业分业经营政策，对银行发展小微金融缺乏正向激励。杭州银行在2009年组建科技支行，专门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到去年11月累计发放贷款97亿元，扶持企业663家。“如果政策允许，我们应可以服务更多的企业。”该支行行长陈岚说，如果允许银行持有企业的股权或期权，哪怕科技型小企业失败比例较高，只要收益能覆盖风险，银行仍会放开手脚大胆放贷。

　　一些地方政府口惠实不至

　　尽管中央层面多次提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然而，个别地方政府在小微金融问题上却动嘴不动手，甚至口头响应实则反其道而行之。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浙江个别地方政府在小微金融问题上有“叶公好龙”现象，嘴巴上说要支持，实际行动却很少甚至相反。
　　华夏银行绍兴分行下属一个县(区)支行，前年在当地政府的年度考核中排名靠前，原因之一是做政府类和大项目配套贷款比较多，去年转型为小微专营支行后，虽然贷款增量也高、不良率也低，但是在当地政府的考核中却变成了中下等。
　　还有一些银行机构反映，以小微信贷为主业的地方小法人银行在获得财政性存款方面，经常遭遇行业性歧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很少愿意把财政存款或住房公积金存到小银行。
　　在萧山，农民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多是通过萧山农村合作银行账户缴进来，但是第二天社保部门就会把钱从合作银行划走，转存到大银行账户。
　　在永嘉、平阳、乐清等几个县(市)，由于当地邮政储蓄银行支持政府平台项目贷款少等原因，2013年以来这几个支行的财政性存款被划走了四五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