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荷兰在北海发现了储量巨大的天然气田，随即引发了一轮天然气开发热潮。天然气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一片繁荣。然而，持续而大量的国际收支盈余导致荷兰盾汇率大幅升值，削弱了工业制品的国际竞争力，对制造业出口形成严重打压，并由此带来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
这种因资源领域出口增加而导致其他出口领域竞争力下降的现象被定义为“荷兰病”，而自然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的拉美是“荷兰病”的高危地区。纵观拉美近百年来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就是一段与“荷兰病”不断抗争的历史，但不断反复的“病情”让拉美国家伤透了脑筋。
如今，许多拉美国家出现的“去制造业化”现象引起了经济界的关注和担忧。他们普遍认为，如今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拉美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亟待推进。
拉美工业化道路荆棘丛生
拉美自然资源丰富，是大豆、铁矿石、金、银、铜、镍、锌等初级产品的重要供应地，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从15世纪末被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殖民国家统治以来，直到二战以前，拉美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二战后，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代表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提出了“中心-外围”论、依附论等经济理论，提倡打破拉美长期作为“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提供初级产品的外贸模式，通过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来促进经济发展。
受这些经济思潮影响，20世纪50、6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在拉美地区全面铺开，其核心思想是发展民族工业，对外实施严格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外汇管制，限制最终消费品的进口。
尽管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模式使不少拉美国家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但由于长期与区外市场隔绝，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升反降，加之货币普遍升值，导致出口不畅。与此同时，对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进口的高度依赖，使得许多拉美国家入不敷出，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上，并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地区性的债务危机。
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拉美国家纷纷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华盛顿共识”为蓝图，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内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经济，加快了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改善了国内的投资环境。然而，过度自由化所带来的隐患也依然存在。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阿莉西亚·席龙(Alicia Girón)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拉美的工业化发展曲折而漫长，但决不能因为曾经的挫折，而放弃工业化发展道路。问题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工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去制造业化”现象成因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新兴经济体对原材料进口的旺盛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不少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拉美国家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经常项目出现盈余，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双向增加。这为当地政府实施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积累了雄厚资本，成功抵御了自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受到市场的利好因素刺激，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初级产品出口大国通过一系列产业刺激政策，加大了对采掘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力度。与此相比，制造业的受重视程度不断下降，融资成本和税收压力的居高不下使得制造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下称拉加经委会)的统计数据，2001年至2011年期间，拉美初级产品出口额在总出口额的比重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2001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为41.1%，而到了2011年，这一比重猛增至60.7%。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吴国平在接受采访时说，部分拉美国家进行的工业初级产品化政策是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指引下做出的结构性调整，充分利用了外部的有利环境和拉美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他认为，这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吴国平说，以巴西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的工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保持基本稳定，但工业内部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变化，采掘业等与初级产品出口相关行业得到了显著发展，但制造业却明显萎缩，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2年巴西制造业产值仅占GDP总量的13%，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占比一直维持在30%以上。一直到1995年开始，巴西制造业产值占比开始跌落至20%以下，而近年来则持续下滑。
2013年拉美经济增长将创新低
近年来，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初级产品出口的空前繁荣，但是与此同时，“荷兰病”的症状也在逐渐显现。正所谓福兮祸之所倚。
巴西智库热图利奥·瓦尔加斯基金会(Fundación Getulio Vargas)的应用经济学家阿尔曼多·卡斯特拉尔(Armando Castelar)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贸易条件的改善导致许多拉美国家货币升值，这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拉动国内需求，并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
然而，卡斯特拉尔进一步指出，“这一良性周期已经到头了，拉美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将会减速”。
卡斯特拉尔的预判并非空穴来风。近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加经委会纷纷调低了2013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预期。
根据拉加经委会日前公布的2013年拉美经济初步评估报告，2013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2.6%，低于此前预测的3%。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修正了各自的经济预期数字，分别从年中预测的3.3%和3.5%下调至2.5%和2.75%。
不论2013年的最终经济增长率是2.6%，2.5%，还是2.75%，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13年将成为自2010以来连续第三个经济增长下行的年份。拉加经委会的数据显示，自2010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达到近期历史高位的5.8%后，2011年、2012年则持续下滑，分别为4.3%和3.1%。如今，2013年继续下行趋势也基本成定局。
尽管导致拉美经济出现下滑的因素很多，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上述国际组织一致认为，新兴市场需求减少以及初级产品价格波动是一个突出原因。2013年，智利和秘鲁的最主要出口产品——铜的价格年均下降了7.6%，黄金的价格则跌去了13.1%。这表明，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
对此，席龙表示，这种初级产品出口模式是拉美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这“会使拉美地区的经济长期处于脆弱状态”。
席龙解释说，造成这种脆弱性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的金融化。拉美国家和企业并不能决定其出口的初级产品价格，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各个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投机因素加剧了价格的波动性。而拉美国家对于这种波动性只能被动接受，缺少足够的议价能力。
拉美结构性调整在所难免
吴国平认为，“去制造业化”是一些拉美国家为适应国际市场变化而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如今，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拉美国家面临着新的转型压力，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在所难免。
在外需走低的背景下，一些拉美国家在转型中纷纷以拉动国内需求为第一要务，目标是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制造业能够提供稳定就业，因此成为了拉美国家进行结构性调整的重点领域。
从宏观经济政策上看，短期内，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开始实施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反倾销、限制进口、提供优惠贷款等措施，保护处于险境的制造业。
此外，为保证制造业的中长期发展，拉美国家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制造业，而对有意进入农业和采掘业的外资进行限制。例如，2012年，巴西制造业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56.5亿美元，是自然资源领域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近3倍。
卡斯特拉尔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非长久之计，改革的根本在于提高生产力，打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而席龙则强调了政府的调控作用，尤其是对工业化发展的政策性支持，并指出解决就业永远是第一位的。
对于拉美国家正在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以及释放出来的新的吸引外资动向，吴国平指出，有意到拉美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密切关注，并随之调整投资策略，不要只关注资源性产业，可以在制造业方面寻求新的投资机遇，实现投资多样化。
他鼓励中国从事进出口加工的中小企业到拉美投资设厂，依托拉美国家庞大的市场以及靠近美国的地理优势，充分利用拉美国家刺激制造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在当地进行生产销售。另外，也可以发挥自身熟悉国内市场需求的优势，生产一些在拉美加工后返销中国的产品，开辟全新商路，拓宽中拉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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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日本经济增长或将达到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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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最大风险在于美国QE退出引发债务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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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柏松(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
2013年日本自民党卷入重来，安倍再次执政。有备而来的安倍采取大胆的刺激经济对策，日本经济一季度增长4.5%，二季度增长3.6%，三季度增长由1.9%修正为1.1%，宏观经济复苏显示出“冲高回落”势头。预计日本2013年度经济大致可以实现2.3%-2.8%增长，摆脱通缩、出现通胀率大约为0.7%，企业投资不会成为支撑经济增长因素。而不动产销售大幅增加，及公共投资都成为拉动2013年度经济增长主力。
2013年度“安倍经济学”带来多重影响
2013年日本基本达到通胀预计目标。全国通胀指数CPI(扣除生鲜食品)，5月由负转为零，逐月回升，至11月升至1.2%。扣除能源和生鲜食品的核心通胀指数9月为零，10月0.3%，11月0.6%，呈现稳步回升态势。日本通胀回升主要有三方面影响因素，首先是能源涨价，其次是进口产品，其三是输入性通胀从产业上游渗透到中下游，如今达到消费品终端。不难预计未来日本通胀指数将稳定在1%以上，且上升势头取决于日元贬值速度。
事实证明日本央行国内货币政策必然导致日元贬值和输入性通胀，从而实现通胀预期目标。日本无上限量宽货币政策在日本国内与国外的效果正在同步显现，实际上不可分割。这与日本行长、财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以国内货币政策实现通胀预期，不会引发日元贬值，或说不以引发日元贬值为目的”，成为名副其实的谎言。
在2012年11月日本提前大选之际日元汇率处于76-78区间，安倍打出竞选经济政策后日元即刻升值，与高点76比日元低点曾达到105，贬值幅度约38%。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货币贬值政策等于再次启动出口增长动力。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3年3月日本以日元计价的出口增长1.1%，并逐月扩大，至11月增长18.4%。日本出口增长对美、欧盟增长较快，6月以后对中国增长加快。出口增长最多、增长最快的商品主要是汽车、通用机械、电气机器、化工产品等。11月日本运输机器增长25.6%，为连续7个月增加。其中对美出口增30.5%、对欧盟20.8%、对中国竟然增长150%。数据显示，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带动全体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另从中国国内汽车品牌销售分析，11月日本汽车品牌在华销售大幅增长，丰田品牌汽车同比增长40.7%，日产和本田均增长两倍。在中日外交关系严重对立情况下，日本产品居然可以恢复增长达到如此惊人地步，说明中国政府对日本国家足够宽容。
一般来讲，依靠日元贬值、扩大外需拉动经济复苏，第一步应该出现出口数量指数增长，对此日本10、11月已经实现。第二步出口金额增长快于进口，出现贸易收支逆差减少，对此截止到2013年11月还没出现，预计2014年第三季度有望实现。第三步出口数量、金额增长均快于进口，贸易收支逆差转为顺差，对此预计短期内日本不会实现。
据统计，日本经济7-9月增长内需拉动为正，外需为负。内需增长中，个人消费连续4个季度增长，房地产销售连续6个季度增加，公共投资连续4个季度增加。但个人消费增长势头羸弱。而日本房地产销售增长强势是因为2014、2015年日本计划将提高消费税，日本国民在提前消费。2013年日本政府实行大规模财政投资政策，投资规模10.3万亿日元，仅此一项即可拉动经济增长2.3%。显然安倍政策是实现经济复苏最主要因素。但在财政负担极其沉重情况下，日本政府财政投资拉动经济复苏还能持续几何？
在此，有必要对安倍推动经济增长战略成效进行分析。安倍经济政策实现货币贬值、摆脱通缩的预期基本达到，扩大外需第一步目的也达到。就推动经济增长战略而言，首先安倍政府以减税政策引导企业扩大投资，估计效果不佳。因为日本企业开工率在75%左右低水平，存在较严重产能过剩问题，企业扩大投资意味着将有去无回。其次，扩大个人消费，据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报告分析，如果提高个人消费增长2%，将花费4万亿日元，由此带动5.7万亿日元企业营业额，对经济增长效果明显。但从扩大出口角度分析，日本企业提高工资将压低劳动生产率，不利于扩大出口，除非日本政府继续大幅诱导日元贬值。
就对外协商、签署TPP、中日韩自贸区协议而言，目前进展各方都存在较大障碍。日本扩大外需的计划进展并不顺利。
就财富效果而言，2013年日本股市大幅回升，对刺激经济复苏，恢复企业信心，具有正面效果。不过市场担心的是股市升得快，跌得也快，日本家庭财富增加的效果还不稳固。
2014年度经济复苏存变数
为确保2014年度日本经济增长，安倍政府于2013年12月出台了新的经济刺激计划，财政投资达到5.6万亿日元，仅此一项，可带动日本经济增长约1.1%。如果日本政府扩大公共投资在4-9月集中实施，则上半年度日本经济还可显示较好势头。但下半年度或许还会冲高回落，届时还将需要新的财政投资。
就民间需求角度分析，2014年度，日本个人消费可保持弱增长，房地产销售将大幅下降；企业投资大致保持零增长。
预计，日本政府在下半年还将出台刺激经济增长政策，故日本多征收的消费税或许所剩无几。日本央行也将在2014年度继续实施超级量宽政策，不排除出现日元贬值超预期现象。
2014年日本经济最大风险在于，美国退出量宽政策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3%，日本国债收益率或将升高，届时日本政府国债费将大量增加，如果超出预期，将成为财政新负担。
日本政府政治、外交上采取对华强硬政策，经济增长领域依靠中国市场。或许会引发中国政府重新评估对日经济政策。这也是日本经济存在的巨大风险。
以上分析日本经保持一定增长的前提是：第一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好过2013年，第二日本与中国关系不会发生新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没有调整对日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