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了城市。那么，现在他们的家乡怎么样了?中国有四万多个乡镇，几十万的农村，现在这些地方发展的如何?我们经常说，城里人越来越多了，而留在家乡的农村人现在过得怎么样?新型城镇化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红利?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共同评论。
新型城镇化，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农村应该如何经营?
刘永好：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逐步在改变 新型的农民逐步会成为家庭农场主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从事农产业31年了。这31年以来，我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建了很多的工厂，大概有五、六百家企业，八、九万个员工，通过这些员工也联系了几十万的农民，我们服务的上百万的农民朋友，这几年明显感觉到很大的变化，农村的青壮年少了，老年人多了，而且以前农村的劳动力很多，现在你要招工，也不那么好招了。所以说展现出了一个新的格局，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到城里面去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相对年龄大的，或者是进城务工干了十几年，40多岁的，城里面很多企业不要了的这样一些人，他们回乡了。
现在一方面大量的年轻人出去了，而很多人根本就不回来了，有人只是春节或者是家里有事才回来一次，他们实际上已经是新的城市人了，但是他们的根还在农村。另一方面，有一些外出务工干了十年、二十年的人，他们觉得根在农村，又回来了，回来一看，现在的农村跟以前的农村不太一样了。以前的农村就是每家一头牛，几亩地，十几只鸡，这种小农经济，收入非常的低。但现在由于外出务工的多了，他们就把土地流转给这些大户，所以农村种地的规模适度的扩大了，出现了一些几十亩的，几百亩的，甚至更大规模的种植场。
这样规模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提高了收益。种十亩地跟种一百亩地当然大不一样;第二，由于规模化的种植，或者规模化的养殖，这种科学化、集约化跟市场的联系更紧了;第三，它更加的依赖市场，依赖社会组织，依赖现代的科技，更加规范了，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零、乱、散等弊端逐步在改变，从而这些新型的农民，他们逐步可能就成为了家庭农场主。从简单的农户变成家庭农场主，这是个很大的飞跃，而家庭农场主联合起来又可以组建一个合作社，而合作社跟大企业有合作，就形成一个新型的，立体的农村生态圈，这个新兴的，立体的农村生态圈就是现代农业体系的一个核心体系。这个核心体系是现代农业体系所必需的，而且有较强的生命力，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这些返乡的农民在这个体系里面，同样有较高的收入，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能够挣到钱的同时，又可以做一些他自己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事。比方说养猪，他们祖祖辈辈从小就养猪，但是以前养的是十头猪，现在的养了一千头猪，这十头跟一千头就有巨大的变化。收入不一样了，方式不一样了，以前靠经验，家里面有点菜糠、麸皮就行了，而现在必须用优质的饲料，必须科学的养殖，必须要防病治病，必须要讲周期波动，要讲食品安全，要讲怎样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提高产品的价值等等这些现代农业信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董文标：农民工二代不应该再回农村 再回去的可能性也不大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在国际上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状态。空心化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农民确实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农民工在城市辛勤的劳动，中国作为装备制造业大国不可能实现，作为世界工厂不可能实现，这些高楼林立的城市也不可能实现，这些都是农民工建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当然也会出现问题，一些老弱病残留守农村，尤其是一些刚结婚的年轻人，有了孩子，把孩子留在农村，确实也带来了一些的社会问题。但是现在中央提出城镇化概念以后，我想中央会统筹的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安排好，将来能保证这两个方面都不会出问题。
我想借助讨论城镇化，或者就农村存在这些问题，表达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比如说农民工再回去，我个人认为将来是会减少的。另外我个人也认为他们不应该再回去了，因为像农民工二代，比如说90后，都20多岁了，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了，他们不会种地，也不可能去养猪，他们在城市长大，所以说再回去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另外回去对社会也不一定有好处。
刘彦随：过去追求高速的城镇化 带来了日益严峻的城市病和乡村病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理解现在城镇化的问题，是因为过去我们3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漠视城乡统筹，追求高速的城镇化，不仅带来了日益严峻的城市病，也带来了日益加剧的这个乡村病。
那么当前的我们的城镇化惠及农民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农民背井离乡，进了城打工，你才能享受到工资、收入的水平的提高，以及条件的适当改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农村为什么就享受不到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阳光和雨露呢?
张健：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在吸引着房地产商相继进入
(河北惠友集团董事长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这个地方(河北涿州)应该说，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守着北京非常近，北京的蔬菜的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也看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前景。当然，确实投入大，投入产出的回报的慢，回报的比较少，比较慢，所以没有点实力的企业是做不了的，所以说我们目前涿州这点大部分都是房地产企业，或者说这种大型的企业来投资设施农业。
王舟：新型城镇化和旅游业相结合 力争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原河北省涿州市市委书记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这是一个中心，50平方公里城区，然后49个风情小镇，这都是，青岗，邵村，邢各庄，洛各庄，向阳，现在我们建的是特色风情小镇，这49个。它这个产业的提升，是价值的提升，是价值的最大化，实际上将来和我们整个全域的，就是新型城镇化如何和旅游业的结合，这样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所以我们想，因为涿州第一有区位优势，第二有历史文化资源，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怎么结合起来，提升整个涿州的价值，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刘永好：在城郊 以农家乐为首的第三产业将会有大发展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在大城市周边的农村为城市服务，为市民服务，为工业服务，为现代服务业服务，这种格局已经形成了一种体系。大城市人越来越多，他们需要多元化的服务，而城里面空间太小，所以说他们提供农家乐、种菜、骑马、休闲等等，这些城郊的第三产业将会大大的发展。
我们是做农产业的，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说怎么样把肉蛋奶做得更好。以前我是简单的做饲料，我现在做到全中国的第一位，全世界也名列前茅，再做大还有可能，但是也没有什么意思。同时我们又生产鸡、鸭、猪，一会是猪大王，鸡大王，鸭大王，当时特别高兴，但后面想一想就非常的不好。因为中国古代大王太多，但是往往大王的命都不长，两三年，三五年就换位了，所以说大王是不接地气的，是高高在上的，是短命的。所以说我们要从大王变成服务员，变成更接地气，更加跟我们的农民，跟我们的市场，跟我们老百姓贴在一起，这种就地卧倒最有生命力。从山上走下来，为农民规模化，科学化养猪提供技术服务，生产服务，市场服务，甚至金融的服务等等。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我们的企业规模做大了，而且农民离不开你了，这种服务员是长存的，所以我们要做服务员，而不做山大王。
董文标：城镇化要解决空心化 并实现现代农业企业的大规模发展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因为三中全会提出城镇化，所以银行在这些方面做过很多专题的研究，也会积极的参与到中央三中全会提出来城镇化要求的一个实践过程中去。在北京、上海周边的这些县市，我们都做了很好的布局。比如说像涿州，在五年以前，我跟河北省的一个领导谈过这个事情。我说你这么好的地理位置，绝不能让山东的菜从你这过，然后就收个买路钱，让大家都骂你。我说为什么不在这地方把它移植过来，然后为北京供菜，成本会更低，效益会更好。
我们前一段时间专门跟涿州签了一个战略协议，大概有13万亩土地，通过这种方式来引进一些现代的农业公司，进行现代化的生产，通过这种生产来为北京市提供最好的服务。我跟正大集团正在谈，正大集团也非常有兴趣。这样的话，比如说城镇化问题，在这个土地上有很多农民，他把这些农民都集中到一些城镇来，这就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面貌，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处理，几千年来生活在祖祖辈辈传下来传统的住房里边，都将进行彻底的改变。他们进来以后，土地作为他们的股本来参加，再加上有像刘总这样现代大型的公司来经营的话，将来的生活肯定会比他自己种地收入多。同时他还可以到这些公司里去劳动，所以他将来可以拿到两份钱，一份是他在大型工厂里工作的工资，另外每年年底他可以参与分红。涿州的模式，我专门去做过两次考察，既解决了空心化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实现现代农业企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另外，为高效率农业奠定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基础。如果不走这一步，靠一家一户去搞，非常困难。
张剑飞：要根据乡村的自身优势量体裁衣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湖南省副省长 长沙市市长(时任)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因为我们人多地少，我们绝对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每家人建一栋别墅。但另一个方面，农村有非常美丽的风景，如果我们架起桥梁来，那么大家周末又有个好去处，然后乡村的美景划成一个旅游资源。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把他们搬到城市去呢?这个我认为，就是宜公则公，宜城则城，宜乡则乡的这么样一个方式，反过来大家可以看到，像光明村这样生态环境非常好，如果我们把公共服务把它配上去，那么土地的流转加大力度，然后结构调整，发展乡村旅游，我认为富起来，生活环境好起来，生活水平提高是目的，是目标。那么我们光明村有这么样一个环境，那么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的珍惜，其实它是个很重要的资源，假如说你这什么都没有，山都是山，山河破碎，那谁会到这来旅游呢?第二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理念，就是我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刘永好：鼓励流转及承包 解决废弃或者丢荒的现象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现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山区这种流出，人口流动，走出去的人更多，在农村里面的老人很多，小孩很多，中青年很少，也就是说种地的农民少了，劳动力少了，有些地方部分的有丢荒的现象。就是说有些山区，或者有些地太小，不好弄，就没人种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些被废弃的地真正发挥作用，应该鼓励这种流转，鼓励承包，国家在这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我相信这种废弃或者丢荒的现象逐步会能够解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些地方适合做一些适度规模的农业，就是说当更多的人进城以后，就留下了空间，留下了土地，留下了这种格局。原来你想做规模不可能，因为你有三亩，我有两亩，不可能给你的。现在很多人出去了，就有可能三亩、五亩，两亩留在那一块，一百亩、两百亩，而一百亩，两百亩农业的耕种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规划出，要种水果的，要种粮食的，要种高科技的农产品等等，就是现代农业这种格局就逐步搭建起来了。
这种所谓空心化，使更多的农民进城以后，使得留在农村的这些规模可以扩大，这就是一个机会。我觉得在偏远的地方，这个格局悄然的兴起，这是一个新的格局。
董文标：对于偏远山区 可以通过全产业链提供金融服务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现在我们民生银行打造一种产业链金融，我们目前做得比较满意的是茶叶产业金融服务链。比如说茶农都是在山里头，在偏远山区，这些茶农原来没有信息，没有技术，完全是靠天吃饭。现在，我们做全产业链金融以后，跟福建省人民政府结合起来，和农业部结合起来，从源头开始做起。比如说组建茶农合作社，组建科研队伍对它的土壤和品种进行研究分析，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们把一些龙头企业，比如说我们在厦门专门建立了一个中国茶叶产业发展园，把中国的前五十家最大的企业都搬到那里去。并且我们还专业搞了一个叫做茶叶国际论坛，已经开了两届了。这样的话，让这些大的茶叶商和这些农户结合起来，同时，我们将来对后端的这些市场销售，民生银行有个小微企业给它们做支持，当然通过网上平台帮它也打造起来。所以我觉得对偏远山区，只要是通过全产业链去提供金融服务，就没有任何问题。
彭真怀：因地制宜 将产业融入乡村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新型城镇化课题组负责人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光明村村集体收入比较薄弱的情况，是我在望城调研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一家一户的农民，通过开办农家乐富裕起来以后，村集体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壮大?是不是可以把养老产业带动起来?让长沙市民从周末小长假在那地方做短暂停留，吃顿饭，到实现旅游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系统的设计。
刘永好：新型城镇化拉平农民和市民的收入差距 这是大势所趋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因为我们的主业是做肉蛋奶的产业，就是养猪，养鸡，养鸭，养牛，我们这个产业去更偏僻的农村更适合，因为这种地方人口密度不大，工业化的程度不高，往往空气、水、土都相对比较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规模经济的基础条件就会好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由于它的建筑不多，人口不多，我们规划布局，环境保护都容易得到解决，我们在这个地方搞规模的养猪。
现在，我们正在全国各地挑选40万头规模的养猪区，大概是一个县，或者是几个县，在这个地方我们养40万头猪，每一个单元组建一个家庭农场，而一个家庭农场养一千头左右的猪，当我们让一千户、一万户结合在一起时，就有相当大的规模。而我们提供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组织、统一的饲料服务、种源服务，基础服务，金融担保服务、市场服务和生产加工体系把它配套，这样新型、现代的畜牧业、农业就诞生在相对偏远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就可能就会带来新的生机。此外，通过我们的养殖产生了大量的粪便，粪便通过沼气池，既可以当天然气来用，减少污染，节约能源。同时有富余的话，我们还可以拿去发电，通过发电让这些偏僻的地方用得上电，这样新型、现代的农业小城镇有可能就诞生了。
我们规模化的经营以后，就有一些人就在这定居了。新型城镇化不单单是建城市，建小城镇，建房子，更多的是要解决这些小城镇的这些农民的生产、生活，他们骄傲的、可持续的、有尊严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由于我们有产业体系，他们就能够保证他们的收入，他们就能够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在农村一样可以享受城里面一样的价值。比如在美国、日本，很多发达国家，农村跟城里差别极小，而且有时候农民的收入还比城里人收入还要高，这种差异就变小了。而我们国家，现在农民的收入比城里人少很多，我觉得农村现代农业的发展，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得农民收入和城里人收入逐步拉平，这是大势所趋，是必然的。
国家每年都出台很多的扶农、惠农、支农政策，每年都出台一个一号文件，而一号文件的核心都是讲支持三农的。那么讲了那么多年了，我们三农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跟城里比，我们的差距也很大。为什么年年讲三农，天天讲三农，重中之重，那么三农问题仍然很大呢?因为我们农村的基础太薄弱，以前的农民确实也太多了，而很多农村地处偏远地区，交通又不便，信息又不便，有很多传统的观念，再加上国家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来很多的钱来帮助这些。
在新格局下，必须帮助农民，帮助农民从哪几个地方帮起呢?我觉得第一，就是实实在在的鼓励生产企业，鼓励家庭农场，鼓励合作社，鼓励大企业组建这种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联合的体系，在这方面都给一些帮助和支持，这是第一;第二，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多给一些力，就是说修路、铺桥、水、电等这些方面对农民做一些倾斜，另外一方面医疗、学校这方面，也应该在农村多做一些投资。总之，国家给支持，企业来配合，农民朋友扩大生产规模，形成新型的现代农业格局，这种格局将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董文标：农民在城市和土地中选择 仍然会选择自己的家乡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主要是金融服务商，比如光明村的自然环境很好，适合于做旅游什么的，那么民生银行就整合一些资源，因为民生银行的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我们就会找一些比较好的旅游集团，用它的眼光去评估一下这个村适合不适合旅游，能做出什么特色，将来以后他们去投资，我们就贷款支持。
我认为农村将来真正的富起来，农民逐步赶上城市，农民在改革中将来能得到更大的福利。这个改革说穿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我们政府一定要下大决心解决两元化的制度，让农村市场化。现在农村没有市场化，农村不缺钱，缺政策。只要把政策让农村市场化了，市场资源配置是非常大的，并且效率非常高的。我觉得，尤其在这次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城镇化这种大概念的东西，大概念城镇化绝不是盖房子，不是变成小城镇化，而是让它市场化，通过市场来整合资源，让它强大起来，让它富起来。
农村需要市场化政策，彻底解决两元制度，宅基地的流转，就是说一定要敢于承认农民祖祖辈辈在这儿生活，这块宅基地是他的，他有权处理。只要农民可以抵押了，可以出售了，他就变成了一个无地农民，无住农民，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觉、误解。农民不会这样做的，如果做了，就像大数定律，有个1%到2%很正常，但99%的农民绝不会把自己的宅基地、自己的土地卖掉。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家有一个保姆，她在我们家很多年了，我告诉她说，我可以把你的户口办到城里来，但她很郑重的告诉我，她不会去，因为她家里有地，要是到城里了，她的地就没有了。所以农民在城市和土地选择中间，她仍然会选择她的家乡，她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