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环保、转型升级、民生、创新、绿色GDP，始终是中国官员语境里较为一致的高频词汇。

　　过去10年，与中国经济共同进步的是中国官员的整体水平和执政理念。当然，在过去10年，中国官员的腐败也进入了高发期。但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唯其如此，我们对下一个10年依然信心满满。

　　忙着搞经济

　　官员很忙，首先忙于发展经济。当然，与过去相比，这10年来，更强调科学发展。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们都在忙着转变观念、转型升级。

　　2004年，时任辽宁省省长张文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国务院出台了新的政策以支持东北的振兴。我们想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辽宁实现六个振兴的目标。我们要进一步完善辽宁的经济结构，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构筑开放型的经济体系，推动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要使辽宁的经济实力有显著的增强，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群众的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张文岳表示，抓发展不能再使过去那种办法，就项目讲项目，就项目建项目，而是要按照科学的发展观，按照全面、协调的发展观来促进新的历史时期辽宁经济、社会的发展。总之，观念的转变任重道远，我们正在逐步向前推进。

　　2010年，58岁的袁纯清横渡黄河——陕西卸任，山西履新，出任省委书记。履新山西之后，袁纯清的心情更为迫切。5月31日到任，6月5日便开始了山西省内11市、为期一个多月的密集调研。经过缜密调研，7月29日，山西全省领导干部大会召开。袁纯清在会上全面阐述了“再造一个新山西”的执政方略。

　　在这份长达68页、近3万字的讲话稿中，首先被提出的是三个问题：山西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发展不足，最突出问题——新产业发展和新项目储备不足，最紧要问题——干部队伍对大发展思想准备不足。

　　针对上述三大问题，袁纯清分三部分提出了详尽的“解决方案”， 其中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主线贯穿全篇。煤炭作为山西转型的根本，袁纯清的讲话直指“因煤而兴、因煤而困”的问题所在，并梳理出七大路径。他同时提出，煤炭依赖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谓“资源诅咒”，必须再次吹响解放思想的冲锋号，而在煤上解放思想是山西最大的解放思想。

　　2013年8月25日，吉林长春，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数十位来自北京的专家学者和吉林省政府十几个厅局的领导已经落座。5分钟后，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准时出现在由《中国经济周刊》和吉林省金融办共同主办的“吉林省土地收益保证贷款专题座谈会”现场。

　　众多领导和重量级专家齐聚，只为一件事，那就是座谈2012年起吉林省在全国首推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模式。经过一年的试点，该项最初为解决农民融资难而推出的产品，不仅成为全国多地争相学习的金融创新项目，也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抓手。截至2013年8月20日，吉林省已在梨树、东丰、公主岭等22个县(市)开办了这些业务，共发放了7464笔贷款，总金额达2.96亿元。贷款投放量与放款户数量均呈上升趋势，尚未出现逾期还款的情况。

　　面对这样的进步，省委书记王儒林依然“不满意”。在他看来，进展应当更快，覆盖面应当更广。“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农民所需要的资金这么简单，这是一件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好事情。”

　　有评论认为，这一贷款模式，不但激活了农民“沉睡的资本”——土地资产，更由于模式新、手续简便、利率优惠、风险可控，被称为破题农村金融的“吉林模式”。

　　素有学者市长之称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在全国GDP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重庆连续5年保持15%的经济增速。2011年，重庆GDP突破1万亿元。2009—2012年，在《中国经济周刊》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中，重庆GDP含金量连续4年位列前十。

　　但重庆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用黄奇帆的话来说，重庆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发展农业，规模化是难点;发展工业，炸出一块平坦的厂房园区都很费劲。与此同时，层峦叠嶂中隐藏的高山居民、贫困居民和三峡移民，又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最难以拉动却又不容忽视的一环。

　　2007年，重庆获批成为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年间，重庆的大胆尝试引发无数议论，“地票”、城乡土地资源流转、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及公租房规划……每一步，重庆的改革之刀都直指制度改革和民生热点的最深处。

　　热议中，黄奇帆很平静。2013年3月，黄奇帆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既不认为重庆改革是“冒进”，也不认可“重庆模式”的提法。他只希望做一个智慧型改革的推动者、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的探索者、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者。

　　向绿色生态要GDP

　　有发展就有消耗，稍不注意，消耗过大过多，则面临生态破坏的恶果，进而将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向绿色生态要GDP成为10年来官员们忙碌的新方向。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全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动员大会上作情况介绍时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河北又是京津冀三省市中治理污染任务最重的省份。去年我省大气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居全国第一位和第三位。习近平总书记几次问到这个问题，我和庆伟同志(指河北省省长张庆伟—编者注)及各位常委都有一种脸红、出汗、坐不住的感觉，这顶帽子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也压得河北抬不起头来。”

　　而在浙江宁波，由于部分乡镇污染太过严重，宁波市环保局2013年6月主动对外公布，宁波市6个生态镇出现了污染严重、生态退化的现象，这6个镇分别是鄞州区姜山镇、慈溪观海卫镇、余姚市小曹娥镇和黄家埠镇、宁海前童镇、奉化莼湖镇，为此宁波市环保局局长徐畅成特别约谈了这6个镇的负责人，要求6个镇限期进行整改，一旦整改不到位，将撤掉生态镇的牌子。

　　徐畅成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根源还是在于GDP这根指挥棒的影响力。曝光了6个生态镇的问题，希望从基层入手，扎扎实实地保护好生态。本次公开环保问题，就是要表明坚决遏制生态退化的决心，以更大的力度来监督落实生态整改情况。

　　落马高官涉“房”太深

　　10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房价一路上涨，除催生许多富豪外，也让一些官员身陷其中。

　　有分析人士指出，房地产利益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腐败案件中居高不下的一个毒瘤。而在高官落马轨迹中，索房、买房、因房牟利……频频出现在房地产业利益链的各种环节，甚至有的高官落马，主要原因就是涉“房”太深。

　　最近几年，记者注意到，很多落马高官的案例中，都与房子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几乎有半数都跟房地产密不可分。

　　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房地产的落马省部级官员，2008年有5人，2007年有3人，2006年有7人，2005年有4人，2004年有3人，2003年有4人，2002年有1人，2001年有5人，2000年有2人。

　　根据上述统计，自2000年以来，截至2013年9月，14年中，共有53名落马省部级官员涉及房地产，而据不完全统计，14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10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半的落马省部级高官或多或少与房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调查中，《中国经济周刊》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首先，从时间上看，2004年以后，平均每年涉房的落马省部级官员明显比2004年之前多。统计显示，2004年及前4年涉房的落马省部级贪官只有15人，平均每年3人;2004年以后则有38人，平均每年涉房落马近4人，2006年、2009年，都有7个落马高官涉及房地产。另外，从地域上看，中东部涉及房地产的落马省部级官员数量明显比西部多，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成为因房重灾区。

　　反腐力度步步加大

　　2004年6月23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提交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沉甸甸”的审计“清单”，不仅一些中央部委赫然在列，而且资金使用“黑洞”之大也让人瞠目结舌：国防科工委、科技部将几十亿元的专项资金预留;长江堤防工程款大量被侵吞;国家体育总局动用奥委会1亿多元资金用于职工小区建设……报告中的18项内容，每一项都足够震撼，而且很多都与最基本的国计民生有关。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副所长崔振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次审计出来的问题大体分为几类，有的是在重大工程中弄虚作假，偷工减料，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有的是挤占挪用包括救灾款在内的各项资金;有的是虚报项目套取资金;还有非法圈地，投资效益差，人为少征税等等。

　　“问题发生的范围广，涉及的行业多，上至中央国家机关，下至企业，从大城市到偏远山区，问题几乎普遍存在。另外，违法违规者的胆子越来越大，上亿元的救灾款或是奥运专款都敢挪用。李金华在谈到长江大堤工程质量问题时说，有人以权谋私，大肆受贿。‘大肆'二字所形容的，肯定不是小打小闹，也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公然犯罪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展洪德博士严肃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类似的审计风暴绝不止这一次。2013年9月17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刘志军的落马，正是栽在了他大力推动的高铁建设上。该案浮出水面，源于审计署对高铁建设的跟踪审计。

　　刘家义说：“单纯用经济数据来讲的话，这些年在审计署层面，通过我们的审计工作，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2000多亿元，推动完善制度1800多项。与此相关的，揭露出重大的违法违规和经济案件，移交给纪检监察、司法机关立案查处的1000多件。在审计署层面查出的这1000多件，基本都是大案要案。”

　　除审计外，党内巡视近年来也广受关注。

　　党内巡视制度已经走过10年。2003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2009年7月，《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出台，巡视正式成为一种党内监督的制度被确定了下来。同年，原来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更名为“中央巡视组”。巡视的范围及巡视的力量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6月，巡视制度的范围扩大至军队;中央巡视组的数量也从2003年的5个扩大到2011年的12个，其中6个地方组、4个企业金融组、2个中央国家机关巡视组。

　　2013年6月前后，中央10个巡视组分赴内蒙古、江西、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区和单位。中央第八巡视组组长王鸿举表示，此次中央巡视的重点：一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二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三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问题;四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2003年至今，中央巡视组每年都会发现大量线索。2005年6月中央第五巡视组结束巡视，根据巡视组获得的线索，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陈良宇案也由此牵出。而在2009年，中央巡视组先后巡视了浙江等12个地区，中国保监会等4个中央金融单位，中国海运等4个国企，查获了贵州政协原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等高官贪腐线索。

　　2013年，在启动本轮巡视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央巡视组敢于碰硬，发挥震慑力，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已正式运行10年的党内巡视机制在本轮巡视中已回归到它最主要的反腐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用”，将成为未来5年巡视的主要任务。

　　记者手记

　　求变的主政者

　　观察中国经济，区域经济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以，在过去的10年里，区域经济始终是我们报道的重点。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成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各区域的主政者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舵手，他们也因此成为我们对话的主要对象。

　　因为发展程度的不同，主政者们受困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和麻烦，但无论各地方正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环保、转型升级，民生、创新、绿色GDP，始终是过去10年中国官员语境里较为一致的高频词汇。然而，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进入新世纪后这些新的执政理念，始终长期停留于纸面或是口头而无法成为他们的现实政绩。甚至，绝大多数的官员在思想上仍未能完全转变过来，依然保留着过去粗放发展的思维惯性。这也使得整个中国经济最终受困于旧有的发展模式而略显悲壮。

　　在长期的区域经济跟踪报道中，我们有感于中国区域发展巨大不平衡的同时，也有感于不同区域之间官员水平的参差。应该承认，在过去的10年里，与中国经济共同进步的是中国官员的整体水平。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最主要的受益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较高的学历、专业化的背景以及国际化的视野。但总体上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官员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样是东部经济发达区域，长三角地区官员水平又优于珠三角地区，而在未来两大区域的经济竞争中，人才将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中，集中于政府方面的人才又显得更为关键。

　　当然，在过去的10年，中国官员的腐败也进入了高发期。一些曾经在采访中对我们信誓旦旦称与腐败水火不容的官员最终成为阶下囚者不乏其人，腐化的程度令人咋舌。这对官员群体及政府形象是极大的伤害。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唯其如此，才能保证社会公众对下一个10年中国改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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