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减轻负担、改善融资、减少审批的政策，为企业发展“松绑开路”。
　　部分实体企业负责人反映，税收负担过高、融资环境较差、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产业政策多变、人才培育脱节等难题，仍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困扰，希望国家继续加大力度为企业发展改善环境。
　　2012年，广州市开始拿出财政资金对中小企业进行“首贷贴息”扶持，2012年只有17家企业享受政策，2013年1月至8月也仅有30多家企业申请。一家企业负责人说，全市有中小企业24万家，能贷到款的不到2万家。　
　　一方面小微企业贷款难，另一方面大企业授信根本用不完。福建一家企业负责人说：“公司目前有20亿-30亿元的银行授信未使用，银行愿意贷，企业没这个需求，没有贷一分钱。”　
　　国内资本市场也让企业“很伤心”。福建一位知名企业家介绍，泉州一家鞋企想在A股上市，花了很多钱，结果争取了5年都没上成，反而把资本金花掉一半，50多个股东产生矛盾，公司差点破产。我们的股市“严审批、轻监管”的方式跟境外形成很大的反差，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　
　　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水平的渴望，让许多创新型企业、品牌企业“望眼欲穿”。在恒安国际集团，工作人员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集团准备到中部一个省投资设立纸巾厂，4条生产线还没投产，当地已经出现7条假冒恒安品牌的生产线。当企业要求当地打击假冒恒安品牌的生产作坊和企业时，县领导无奈地说：“企业都是政府的财源，给我一些时间，我不能一下子全部打掉，要一步一步来。”　
　　因为冒牌产品“防不胜防”，一些科技型企业对新产品的公开“慎之又慎”。陕西众森公司是一家生产光伏检测设备的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冉旭说，公司投入430万元研发了一种光伏电池片生产环节的新设备，将使电池生产减少银浆使用量1/3，成本降低30%左右，新产品将于明年初投产。当记者询问新设备的名称时，冉旭变得异常谨慎，他说：“这个不能透露。我们把新设备卖给客户都会签保密协议，防止被假冒。”　
　　近年来，我国一些产业政策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部分政策缺少延续性、个别政策“短命”的问题，部分项目“上得早死得快”，让一些企业吃尽了苦头。
　　多年前，紧跟当地产业振兴政策导向，广东佛山一家装备制造企业做了6个项目。结果不到一年时间，政策发生“180度变化”，4个项目被叫停。一家国有企业定了10多台设备，还给了一些订金，最后这家国有企业设备和订金都不要了，直接毁约，导致佛山的这家企业差点破产。
　　西安蓝晓科技公司董事长高月静也有这样的遭遇。“公司投资300多万元新建了一台10吨的燃煤锅炉，正等待环保部门验收的时候，西安市出台治理空气的新政策，要求开始锅炉煤改气，300万元白投了，这让我们措手不及。新增锅炉原来也是经过环保部门审批的，现在一个政策说改就改，还没用就报废了。”高月静说。　
　　广东佛山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秘书长吴志平说：“长期以来，我们的产业政策出台多，变化又快，容易导致企业无所适从，甚至投资浪费。”　
　　亮硕光电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华说，LED照明是政府重点扶持的行业，但这种产业扶持政策也带来了负面效果：仅广东一地，就有上万家LED企业相互竞争，不少企业处在倒闭边缘。很多人只为拿补贴或者土地资源，而并不擅长做LED。
　　企业用工成本年年递增，不少企业家都认为可以理解，但不断出现的用工荒却让他们感到担忧。福建晋江奥金针织服装公司董事长丁明权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以前工人工资是每月2000元左右，现在涨到4000多元，公司每年基本上都按15%在涨。我们每年都要在年底前就跟工人说，明年工资要增加多少，这样他们才会回来。”　
　　“我国工人人均产出效率不高，虽然与欧美、日本人均收入差10倍，但是产出可能差不止10倍，这导致企业用工成本高。”恒安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许连捷认为，我国长期轻视实践积累的高等教育体制，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工厂什么都不懂，需要企业再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来“二次培养”，无形中增加了成本。　
　　近年来，愿意投身到一线做工人的毕业生数量逐年减少，大中专毕业生多愿意去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一方面毕业就失业，另一方面企业却招不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