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实体经济·上篇
　　
　　编者按：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但现状却是，虚拟经济“赚快钱”，实体经济发展难。实体经济发展普遍面临成本高、融资难、税负重等绊脚石。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实体经济发展也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经济参考报》近期组织记者分赴10余个省区市，走访上百家实体经济企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形成“拯救实体经济”报道，今明两日陆续刊发上下篇，为振兴实体经济鼓与呼，敬请关注。

赵乃育/绘

　　在广东佛山，一家陶瓷企业老总的儿子做了几年房地产，所赚利润超过了其父亲从事制造业20多年的利润。在浙江温州，则流传着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有千余名员工的企业主一年辛苦利润不足百万元，而他太太在上海投资了几套房产，获利超过千万元。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既有上扬动力,也有下行压力，总体处于“底部徘徊”态势。与此同时，“宁炒一座楼、不开一家厂”的盛行，既使大量资金“脱实入虚”加剧泡沫，也进一步助长了“一夜暴富”的浮躁社会心态。
　　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道路正在越走越窄，频频敲响警钟。专家认为，在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转型路径越来越明晰，转型的压力切实传导到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身上。

　　虚拟受宠　实体遇冷

　　2013中国企业500强数据显示，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营业收入总额只有500强总和的6.2%，利润却占到总额的35.6%，五大银行利润已连续两年超过500强中全部制造业企业利润。

　　佛山星期六鞋业副总经理何建锋说：“实体行业与虚拟行业投入成本和所得利润的巨大反差，值得反思。”
　　专家认为，近年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和虚拟化现象，导致资本、人才、物资、土地等要素从实体经济流出，这与追求“一夜暴富”的浮躁社会心态紧密相关，也与制度性的安排的缺陷相关。
　　近年来，银行信贷投放较多，加之中国经济增长较快、人民币升值，吸引了境外资本源源涌入，在内、外双重作用下，社会流动性偏多。与做实业相比，资产炒作往往能取得更高回报甚至获得暴利，导致大量社会资本纷纷“脱实向虚”。
　　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说，从事实体经济的行业，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却只能获得8-10%的毛利润，还不如投资到土地、房产或者黄金等大宗产品，就会造成经济非实体化、泡沫化的倾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指出，我国长期的负利率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人们担心存在银行的钱会贬值，都思考着让手里仅有的钱怎样才能保值升值，为此更容易选择放高利贷、投资股市和房市，而不是实体经济，这些领域更有利于投机。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链上游“银根、地根、能源流、物流”高度垄断，而产业链下游行业过度竞争，使制造业发展环境不佳，实业发展艰难，也促使大量资源“由实转虚”。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融资贵、用工短缺、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税负高、利润薄使实体经济面临困境。
　　北京一家商贸企业负责人说，公司容纳了9000人就业，最近两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后，每年人力成本支出增加8000万元，高于企业利润增长速度。

　　炒作盛行　虚火过旺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温州，曾经的“制造业之都”，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空心化”严重，随着投机泡沫破灭，经济陷入困境。

　　温州产业“空心化”的一大表现，是大量资本游离出实体经济，转向炒股、炒房、炒煤、炒矿等投机领域。温州一些企业主说，最近十余年，尤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用工贵、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等压力凸显，传统制造企业微利，甚至亏本经营。同时，土地增值和房地产增值等收益远远大于做实体，投资嗅觉灵敏的温州人开始转向“短、平、快”的投机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温州的民间资金在6000-8000亿元，这些资金不断推高一些资产的价格，使得房价等资产泡沫越吹越大。随着宏观调控政策加码，部分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呈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像温州一样，曾经是全国经济发展“明星”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神木，近两年经济发展也相继陷入困顿。
　　以神木民间借贷风波为例，其背后，是民众参与民间贷款的盲目性、自发性。神木民间贷款总额在200亿元以上，先后冒出1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担保机构、投资公司、典当行和上千家民间“地下钱庄”，县城50%以上家庭、70%以上的农村人口，甚至企业职工和流动人口都参与其中。神木县一些企业主表示，虽然神木县民间借贷资金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煤炭产业，但进入房地产和高利贷周转的资金也不在少数。
　　专家分析，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带来的泡沫加剧，无法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一些地方虚实严重失衡之后出现的经济下滑，以事实警示：创业和实业精神是经济发展的根基。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20多年来始终干着制造业最基础的活，不卖楼，因为“房地产看不清”；不炒股，因为炒股被炒变了味。他说：“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制造业都是根本。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如果一个社会都不创造，都想去分配，老百姓吃的穿的从哪里来？”　

　　底部徘徊　两极分化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实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中间虽有波动，但目前整体处于“底部徘徊”态势。从数据来看，2013年下半年以来，实体经济走势略有上扬，但企业利润率依然存在下行的趋势。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除外部需求萎缩外，实体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有三个“两极分化”凸显。
　　首先是产业链上下游“两极分化”。部分产业上游银根、地根和资源等垄断程度较高，下游竞争却十分激烈，一些企业成了“夹心饼”，在经济下行中处境艰难。
　　福州一家生产包装膜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他们公司的产品市场份额达30%，按照行业标准，占市场份额20%以上就有定价权，可由于上游原材料被大企业高度垄断，所以经常被“卡脖子”，原料紧张的时候，还有掮客从中谋利。
　　其次是成本上升与产品价格疲软“两极分化”。受劳动力、资金、土地、原材料、资源环境等因素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正进入“高成本时代”，用工成本上涨尤为明显，且有逐步加快之势。调研中一些企业反映，近年来农民工用工成本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
　　部分企业负责人反映，与不断上涨的成本形成对比的是产品销售疲软。“有的企业为了去库存压价销售，最终把品牌毁了。”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赖世贤说。
　　再次是产业链上的大企业强势、小微企业弱势“两极分化”。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在竞争中由于实力不对等，会出现大企业压榨小企业的现象，给小企业增加很多成本。
　　海南省一家变压器企业负责人说，企业上游是钢铁、下游是电网公司，都是国有大企业，上游原料货款不敢拖欠，下游应收账款却高达9亿元，光利息就损失很大，企业两头受压。

　　产能过剩　顽疾难除

　　2013年10月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对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中央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四个一批”化解产能过剩的思路。

　　不少受访人士认为，解决好政策落实到位问题，相关配套的操作细则和规定亟待进一步细化。比如，用环保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当务之急是要针对过剩行业在环境方面制定一系列的量化指标，使方案更具有操作性。
　　有人专门编了顺口溜描述落实“四个一批”的难题：“四个一批思路好，如何落实费周章。淘汰常遇本位症，转移难定接盘方。重组切忌拉郎配，消化须防梗阻肠。市场机制最管用，计划过度帮倒忙。”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有关负责人说，对落后产能转移等问题目前还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操作空间。　
　　江苏省一家钢铁企业负责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有很多钢铁企业，为给以后的发展预留空间，往往夸大上报产能数据。‘头戴三尺帽’，砍一刀后还留二尺。明明只有3500万吨，报上去却是4000万吨，国家说砍掉1000万吨产能，企业其实只要压缩500万吨就达标了。”
　　为消化国内的光伏产能，很多地方积极建设光伏电站。对此，晶澳太阳能首席运营官谢健认为，目前电站建设采用招标模式，招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价格，产品价格低的容易中标，使得部分落后产能反而不容易被淘汰。“现在很多电站用的并不是优质组件，短期没问题，长期有隐患。”

　　体形虽大　筋骨不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介绍，我国经济总体上以实体经济为主，制造业规模2011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首位，约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1/5。

　　但是，庞大规模的背后，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现象明显。金碚认为，我国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一些生产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的国产产品，技术质量和档次并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一些国产产品的整机质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关键零部件仍依赖进口；我国产品的品牌价值薄弱，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差距较为明显。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3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显示，中国国内附加值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为70%，低于俄罗斯、印度、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为59%，位列全球第11位，低于新加坡、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国家。
　　专家认为，我国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取的实际利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很多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多数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不少企业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中交西安筑路机械公司副总经理杨向阳说，在徐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企业带动下，国产工程机械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已从十年前的20%提高到现在的80%，但传动、控制、发动机、关键液压件等核心部件仍主要依靠进口，整机产能过剩和高附加值部件短缺反差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