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政策改革推出之际，公众在对中等收入陷阱担忧之余又充满新的期待。在二胎政策改革之前，市场认为人口红利的终结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微博]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二胎政策的放开或带来经济总量的提高，但和人均收入还有差别。人均收入的提高要依赖劳动力素质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

　　陆铭在其著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2012)(和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胡永泰合著)中提出，当前改革的关键应该是重点推进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坚持改革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现在国内所指的中等收入陷阱有没有什么参照？

　　陆铭：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标准，按绝对标准，当前世界上对于高收入国家标准是1.2万美元，而我们现在是6000美元左右；另外是相对指标，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果把美国作为参照，它也在增长，所以要看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是否能够缩小。如果只是绝对标准，理论上总能跨越，只要经济增长是正的，以后者来看要求就高一点。

　　日报：中国预计要多长时间才能越过这个陷阱？

　　陆铭：现在参照两种标准都有，如果按照绝对标准，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因为总能跨越；用相对标准，如果经济增速能保持在7%~7.5%左右，这个数字还是要比美国高的，也是可以跨越的。前提条件是现有经济增速可以下降一点，但不能下降太快，这样的话10年左右从现在的6000美元翻一番，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还是有希望的。

　　日报：人们都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节点，你怎么看？

　　陆铭：十八届三中全会坚持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这会使今后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比较大。如果能够坚持，收入分配有所改善，那么还是容易跨越的；如果收入分配差距、国企垄断、权钱交易、行业准入不解决，中国就不确定能避免拉美化。所以中国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选择问题上。

　　日报：我们跟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可比性吗？

　　陆铭：拉美与中国区别很大，拉美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不稳定，而中国比较稳定使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世界前沿。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讲，我国收入差距很多是城乡间、地区间收入差距，但现在正在缩小。既有其他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共性的东西，也有特殊的东西，共性的是当一个国家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后，要赶超发达国家，就一定需要经济结构剧烈调整，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制度因素在制约。

　　土地、户籍制度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日报：有的研究认为目前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为什么？

　　陆铭：这个说法没根据，如果把北京、上海单独拎出来，已经进入了高收入行列。我们现在讲中等收入陷阱要从全国平均角度来讲，我们人均收入还在中等收入水平，所以会面临陷阱。

　　日报：现在我们提得比较多的是沿海地区的用工荒，经济增速放慢，这会是一种警告吗？

　　陆铭：沿海地区所出现的用工荒和用工成本上升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在阻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大的阻碍就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在阻碍内地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沿海地区在建设用地指标不够的情况下，房价和地价上升，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的生活成本升高，又不能获得相同的公共服务，所以会出现用工荒，这其实是区域发展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现在，一方面用工成本在上升，从企业升级的角度，劳动力素质没有改善，产出升值的速度跟不上成本增长速度，这完全是政策可以改变的。所以现在有种误解，以为现在的东部经济放缓是自然过程。

　　日报：怎样调节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间的关系？

　　陆铭：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都是靠投资来推动，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讲，人均GDP的增速要快于人均收入的增速，人均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里面还有2.6亿没有城市户籍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空间不如有户籍的，因为生活不稳定，所以经济增长没有有效转变为收入。

　　日报：人均收入的提高和户籍制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陆铭：人均收入的提高还是要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还有就是结构转换，同样给定现在的人口，农民在农村工作，收入只是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如果将这些人城市化，变为城市服务业里的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职业和行业的转换，收入就提高了。

　　日报：总的来说，人均收入水平靠哪些直接因素来左右？

　　陆铭：人均收入水平从长期来讲最重要的两大因素就是人力资本和教育水平，是必要条件。当然能不能提高收入，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制度。如果人均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水平和制度红利的释放会比较快。另外，资源配置的效率给定了人的素质和资本的数量，我们怎么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要通过改革，也就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