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汽车限购引发市民“最后5小时”疯狂，大量消费者在12月15日晚涌入4S店抢车。有人开到购车发票后喜形于色，大喊“车是爷的了”；有人没有足够现金付全款，竟摘下首饰作抵押；更有人迫不得已转战北京抢购，体验5小时内的生死时速。一边是商家拼命宰客，一边是消费者挤破脑袋抢车。只要能把车卖给我，霸王条款都是“贴心关怀”。

　　以12月16日0点为分界点，天津4S店与二手车市呈现冰火两重天，0点前人山人海，0点后门可罗雀。天津市政府突袭式发布限购政策，也被戏谑为新版“半夜鸡叫”，对政府的批评声不绝于耳。

　　此前，北京、广州执行限购政策时，也让市民们措手不及。这是因为如果提前公告，可能会引起大量投机行为，造成市场混乱。以“一切为了稳定”为要义，政府搞突袭就有了保护伞。

　　遗憾的是，这一绕过民意的政策并没有为天津拥堵、污染等问题开出药方。对政策出台的解释也仅仅用了一些数据和预测，没有公布任何有利于公共交通、改善民生的具体计划。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天津市政府只是通过“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限制出行来缓解交通问题，同时通过拍卖牌照等方式来提高政府收入。

　　今年7月，中汽协曾痛批当前的汽车限购政策，认为其不仅对治理拥堵没有直接作用，对治理雾霾天气也没有明显效果，仅是地方政府“懒政”思维的体现。

　　在北京、广州接连限车之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天津，并非最迫切需要限车的城市，却比其他城市都要积极。有网友讽刺地说，天津是“没有北京的命，却得了北京的病”。限购更像是标榜自己经济发达的证明，不用GDP说话，就用限购说话。

　　在公共交通运行效率低下，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羸弱的背景下，天津市先拿普通市民开刀，不仅得不到民意支持，更有损城市形象。虽是海滨城市，天津的城市建设和道路环境给人的印象并不好，一些大型化工厂在这里建设，灰霾尘沙长期集聚，污染严重。在城市工业化发展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情况下，把板子都打在私家车上，显然不公平。

　　在对汽车限购未进行科学论证，无视民意表达的前提下，天津的做法决不应被其他城市效仿。对于天津市来说，如果想平息公众的怀疑情绪，就应极力改善公共交通运行体系，给公众一个方便的出行环境。如果在通过限车为市民增加出行成本后，道路和交通环境仍持续恶化，公众则有权要求政府取消限车政策。

　　北京和广州的经验教训，值得后续加入限购的城市学习。政府通过限购获取的任何收益及用途都应向公众交代。一个例子是，从1994年起实行牌照拍卖的上海，其拍卖资金的去向和用途长期未公开。此前，有上海律师因向上海市政府申请信息公开未果，而将后者告上法庭。

　　今年年底，上海通过微博与微信公众账号“上海发布”将拍卖牌照的收入和支出项目进行了简要罗列，可谓迈出了信息公开的一大步。而去年实行车牌竞价的广州主动晒账本，则被认为是政府资金管理透明化的积极信号。

　　如今，匆忙实行限购政策的天津，已处于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在效仿北京、上海的同时，天津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如公开牌照拍卖所得的每一项用途。公众有权监督政府是否把收益用在了改善公共交通之上，是否在引导市民转用公共交通的同时，对环境进行了治理，降低了PM2.5对身体的损害，维护了市民的健康权。

　　政府的权力是公众给予的，在牺牲公众用车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向公众有所交代，为城市交通和环境改善做出实事。实行限购政策的城市，政府接受公众监督应成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