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考笔试落幕已半月，距离成绩公布尚有时日，100多万参考者，正在焦急等待着最后的结果。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准备之后的各省公务员考试。
几天前，网上一则帖子流传很广，有工作数年的在京公务员感叹：月薪三五千居大不易。这样的帖子在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引起共鸣，却被不少网友拍砖。
网友们质疑：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人当年还要加入国考大军？
如果公务员的福利能够逐渐透明化，医疗、养老和住房保障逐渐与社会并轨，讨论方能变得平和客观。
但不容否认，一个年轻人热衷国考、争当“食利族”的时代是令人忧虑的。
所幸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启程，简政放权、回归市场热潮涌动，希望国考热能随之真正回归理性，更多年轻人通过选择创业创富改变命运。
在刚刚落幕不久的国考笔试，尽管招录人数比上一年减少千余，但仅仅19538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录取名额，依旧吸引了152万报考者。国考考录比例已经从10年前的23:1降低到2014年的77.8:1。
下面是几个国考者的真实故事。他们中，有的人为了国考，放弃了原本在家乡的工作和生活；有人为了通过国考，耗费金钱精力年复一年地复习，还有的人为了等待一个未知的国考结果，放弃了其它的工作机会。
但在一些胜出的幸运儿中，也有人最终听从内心的召唤，走出令人羡慕的体制围城，去从事自己擅长和喜欢的工作。
像回到高三
“我的家人，父母、亲戚几乎都是公务员。”这是杨雪见到记者后说的第一句话，“所以当时不论是我自己还是父母，都把我未来的工作锁定为公务员，完全没考虑其它工作。”从小成长在公务员之家，杨雪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认为，公务员工作稳定，能拿到大城市的户口，福利待遇好，能分房。“这对一个女生来说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了。”
为了这份安稳，杨雪在追逐安稳的过程中甘愿承受巨大的风险。从香港浸会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后，杨雪就回到河北老家着手准备考公务员的事。“我当时一门心思扑在准备国考上，所以考得挺好也进了面试。”杨雪和她的父母都认为得到这个职位的希望很大，所以在面试、体检之后杨雪一直在等通知。“没有任何通知，直到我问了一个和我一起体检的人，才知道我没被录取。”杨雪落选了。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四月，校园招聘的高峰差不多已经过去，杨雪只好在某私企匆匆找了份并不心怡的工作。
“如果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人，只要笔试成绩的第一名面试情况还不错，那后面几位差不多就是去陪这个第一名‘打酱油’的。”史立青说这话时，已经在公务员岗位上工作了两年。
不论是平时生活中、还是学习工作中，史立青始终目标明确、思维清晰。刚进入大三，在北外某小语种专业就读的他就决定参加国考。“我学的这个语言，毕业后找工作范围太窄，如果当公务员平台会好一些，接触的人更多，机会也更多。”小史说起当初选择当公务员的原因来头头是道。为了准备国考，他的大三生活，除了上课就只剩下了两本“红宝书”。“一本行测，一本申论。每天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做题，感觉回到了高三。”笔试第一的成绩，优秀的专业能力，再加上学习小语种的男生供不应求的现实，他顺利得到了这个别人口中“很牛”的工作岗位。
“得行测者得天下”是史立青国考成功最重要的经验，也是赵倩在培训班上老师提到的一条重要的备考经验。经过大强度的密集训练，行测(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简称)的成绩可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而由于申论考察的写作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需要长期的积累，短时间内的练习并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像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大家水平都差不多，申论的成绩差别也不大，最后考试成绩的好坏都差在行测上了。”赵倩这样告诉记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了经验就能考好。赵倩连续参加了两年国考，第二年还参加了培训班，但都没有进入面试。“就差那么几分，但这几分可能意味着多投入几倍的时间和精力。”国考，在考场外成了时间、精力、金钱的比拼和较量。
投入大量精力的不仅仅是考生，同时还有家长。每年一月，外交部面试前，外交部的面试地点外交学院周边的宾馆都会爆满，住在里面的多为从外地来面试的考生和陪考的家长。
“我面试完出来就看见考场外全是家长在等自己孩子出来，当时零下好几度的天还下着雪。”拥有外交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文凭的田楠告诉记者。
很多家长会在面试期间在北京至少呆上一周，陪自己的孩子参加完所有面试。面试包括心理测试、中文笔试、英文笔试、听译、英文面试，中文面试以及体检在内的多轮专业科目考试和面试，持续一周。“心力交瘁”是很多面试完外交部的考生的反映。
“真的很累，一周之内精神高度紧张，压力也大，但还要保证自己良好的身体状态应付体检。”田楠告诉记者，“高考都没这么累。”
户口、视野和机会
“当时报了国际政治这个专业，就是希望以后能干这一行。”田楠表示，很多选择这个专业报考外交部的同学都和她有着一样的想法。“驻外对其他人来说是很不稳定，但不管是实践还是研究某个地区或者某个领域，驻外都是外交专业的题中之义。报考的时候就知道去外交部一定要驻外，我觉得机会难得而且很期待。”田楠表示，在外交部的经历能让自己有更宽广的视野，工作几年后还会有不错的进修机会，这些都是吸引她的原因。
“能考上真的不容易，我是真的打算把一辈子都奉献给外交事业了。”好几位已经考上外交部的公务员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他们的父母也非常支持自己的孩子从事外交事业。如果只是为了安稳的生活，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外交部。“我一听说进了外交部都要驻外，面试还有七轮，立马就不考虑了。”即将毕业的陈思思表示，父母听到这样的情况也不支持她报考，“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想象中公务员的生活，太辛苦，不稳定，不适合女生。”田楠表示，现在年轻没关系，但年龄大了一直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家人还是会担心。
田楠现在已经去了一家事业单位，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稳定的生活、北京户口，这样的待遇和公务员差别并不算很大，但她今年又一次报考了外交部。“现在的工作和专业没什么关系，希望趁着还年轻，能实现当外交官的梦想。”
对陈思思来说，去国考就是找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选择。她告诉记者，自己的专业是新闻传播，但去年师兄师姐找工作的情况并不是很好，参加国考能多一个机会，班上很多同学都会报名。除此之外，国考的公平性也是吸引她的另一个原因，“面试不敢说，但是笔试都是按成绩排名的，和高考录取一样，过不了分数线说什么都白搭。而且这是获得北京户口的机会。”陈思思说，“其它国企、事业单位，老早就听说有的同学家长开始帮忙找关系了，没关系那些好工作肯定是轮不上我。”
“当时也有很多企业要我，最后去当公务员就是觉得机会多，以后能有更好的发展。”有这样想法的不止史立青一个。吴雨薇家在安徽，她来北京当公务员之前，已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就是觉得到大城市机会更多，想来试一试。”吴雨薇表示，“来北京当公务员，虽然收入没有以前多，但工作听着好听，父母在意这个。”
走出“围城”者
“对公务员的工资就别期待太多了。”史立青不禁向记者吐槽，大学毕业一个月三四千块的工资和其他工作相比确实太低，他更多的打算是把公务员作为一个跳板。“就算不打算一辈子都当公务员，有了这样的工作经验，以后不管是继续深造还是找其他工作，都会有更多机会的。”田楠表示，过几年希望还能继续读书，“如果有了外交部的背景，申请国外的学校，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都更有优势。”
“公务员也像是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说这句话的时候，史立青已经辞职去国外深造了。“我已经从这里得到了我想要的，但我还有更多的追求。”在这个岗位上的工作背景，让他有了很多机会，得到锻炼，也让他在申请国外的学校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在这里工作一辈子不是我想要的，来这里之前就想着过两年要去读个研究生，本科学历在这个时代里太低了。”他希望研究生毕业后能找个“赚钱更多又感兴趣”的工作，“不管怎样，我很感谢这两年这个工作给予我的一切。”
“公务员的福利没有外面想象的多，阳光工资，科员3000元左右，在北京只够群租。‘老人’还能赶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但我们这些‘新人’什么都没有。说是养老和医疗有区别，但我们目前用不上，而且等我们退休时，看大趋势也许早就并轨了。”一名在北京市房山区工作的地方公务员告诉记者。“同学聚会，最怕晒工资，我说我一个月只有3000多元，大家会嘲笑，说谁信啊。很多同学在企业，现在月薪都万元起步了。”
“很多时候就是给领导写讲话稿，刚开始我很笨，写完了就给领导，然后每一遍他都会象征性地提哪里要修改，结果我就改个没完没了了。后来我发现，只要卡着点给他，他就只会改一次。大部分时间都在各种套话中‘纠结’，这样的工作感觉没有多少意义。”同样是新闻专业出身的陆晶琪，感觉自己很不适应公务员工作，她曾经打算辞职，因为自己已经拿到了北京户口无所牵挂，但她发现自己已经不会写新闻了。“我想走，但走了以后能干什么，真的不知道。我有的同学在媒体工作，月收入早就1万多元了，买了商品房，而且经常去外地采访，丰富多彩。很羡慕他们。”
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大批公务员辞官下海，投身市场经济大潮，不少人已是今日商界风云人物。21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惟愿更多的国考者能叩问自己的内心：当公务员是你擅长和喜欢的工作吗？本报记者
赵樱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史立青、陈思思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