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工作人员在成都市新品川健康产业园采摘新鲜蔬菜。　　            记者 薛玉斌/摄

　　当83年前日本的《大阪府农业报》第一次使用“现代都市农业”的概念时，掩映在良田、美池、桑竹之间的成都，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还只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社会。
　　83年后的今天，当成都提出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时候，这座城市正在从天府之国“进化”为人群熙攘的“大都市”：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一片片农田成长出一栋栋楼厦，一个个田埂演变成一条条公路，城市的起点似乎就是乡村的终点。
　　在“城”与“乡”的现代化语境中，除了“分割”与“对抗”之外，如何找到“城乡一体化”理论的逻辑自洽与现实路径？成都在十年统筹城乡的波折岖崎探索中，寻找着自己的答案，描绘出独特的图景。

　　庄稼汉变身职业农民

　　初冬的现代化草莓大棚里，7、8米高的PVC温室大棚，全部的钢架结构，暖暖的阳光透进来，丝毫感觉不到寒意。车间主任雷良英熟练地摘掉草莓植株上的杂叶，然后挪出一小步继续摘掉杂叶，在成都双流艺隆现代设施草莓博览园，分工如此细分。
　　雷良英的家在双流县兴隆镇罗家店村，她万万没有想到，同样都是种草莓，她的“农民”称号从身份变成了一种职业。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农业效益不高，留在土地上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同样受到“谁来种地？”“怎样种地？”问题困扰的成都，将培养具有新理念、新技能的“职业农民”作为发展都市现代农业转型重点之一。“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就是要让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成为一种稳定的职业。”成都市农委副主任潘斌这样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雷良英告诉记者，家里的四亩多田加上租来的田，一共五亩全部种上草莓，可是两口子加上一个老人，一年辛苦下来，草莓批发出去，刨除成本后几乎没赚多少钱。后来，她家的田有两亩被征用出去修了路，还剩下两亩，一半流转出去，一半就留着自用，一季谷子一季菜。地少了，闲下来的雷良英夫妇就有了出来打工的想法。
　　被迫走出自己土地的雷良英，没想到在外面见识到了闻所未闻的草莓种植方式和环境。因为种过草莓，有经验，草莓农场里又实行一带一的实战培训，雷良英顺利通过了考核，当上了车间主任。她的丈夫更是成为了整个园区的技术员。
　　3个月来，雷良英逐渐适应了上班的生活，每天工作八个半小时，并时不时就去学习草莓栽培的新技术。“这些日子，草莓陆续成熟，又要采摘又要管理，上班时间基本就靠在大棚里了。”雷良英边干活边介绍着，“现在知道技术和知识很重要，不然草莓根本种不好，园区定期组织技术培训，请来国内外的种植专家给我们上课，学新技术。”
　　而在经济比较效益更低的传统粮食产区，如何能建立起一支稳定而专业的农业劳动力队伍，对于保障都市农产品供应则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在有着“天府粮仓”之称的成都崇州市则通过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实现了农业产品在城乡之间形成稳定的“需求—供给—回馈”循环体系。
　　一心想跳出农门的四川省崇州市隆兴镇农民王志全，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最“时髦”的一次身份转变还是在农村实现的：19岁就进城务工，在做小工、搞装修、当包工头历时20多年后，回到了农村老家做起了“职业经理人”。
　　受聘于隆兴镇两家由当地农民组建起来的股份制经济合作社，王志全和全球各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一样，根据经营业绩实行年薪制。去年他在其中一家经济合作社拿到的佣金就有6.8万元。
　　“我现在是1000多亩农田的CEO，为隆兴镇两个村的300多户不种田的农民打工，他们给我支付薪水，我为他们代言。”王志全说。
　　在崇州市隆兴镇宽阔的乡间大道，可以看到王志全辛苦经营的“产业”，连片绵延的农田上，油菜菜苗按固定的间距整齐排开，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照管好这1034亩地。去年，在他的管理下，顺江村志全土地股份合作社已实现黄谷亩产千斤以上，油菜平均亩产超300斤，每亩地年平均收益突破800元。
　　与今日相比，难以想象26前的他打理自家四亩地时的捉襟见肘。“那时心思都是在外务工，农忙回家都是种应付田，最少的时候一亩地我只收了70多斤油菜籽。”王志全有些尴尬地说。
　　“由于通过良性的机制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聘请职业经理人的农田，每亩一年可实现增产100斤粮，崇州市一年就能增产上亿斤粮食。”崇州市委常委陈鑫介绍说。
　　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成都已培训农业职业经理人6678人，通过考试取得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合格证的有2147人，该市计划到2017年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1万名以上，通过专职教师和农业职业经理人“双培训”的方式培养了新型职业农民1万多人。

　　多属性农业兼顾生产生态

　　一望无际的绿色油菜之间，紫色的油菜拼写着“产业兴城，质量崇州”。
　　“到了明年三月，这里将有3万多亩的油菜花争奇斗艳，成为成都市春天最美的乡村景观。”崇州市农发局副局长王志良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得意地介绍说，我们还在这些农田中新修建了58公里的观景公路，从而串联起崇州10万亩田园景观。
　　在浦江县的成佳镇，两万多亩土地上种满了翠绿拥簇的茶树，随着地势的起伏，延绵不绝的茶园似海浪般此起彼伏、错落有致。
　　“蒲江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它的农业发展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导优势农业的发展，并通过规划布局实现集约集群发展，不在小范围的农业生产上浪费大力气。”蒲江县农发局副局长杨艳君说，通过合理定位和规划，蒲江县确定了规模发展优质茶叶、柑橘、猕猴桃三个优势产业，既避免了传统农业散乱无序发展，也要形成景观效应。
　　每到阳春三月之时，成都郊区斜坡上、丘陵间、田坝里的梨花、桃花、油菜花、李花、樱桃花次第开放，一片片、一丛丛，由高到低，由远及近，渐次交融，相互映衬，满眼皆是粉白、粉红、金黄的缤纷美景，再加上隐约的农舍、寥寥炊烟、声声犬吠、天然竹篱，将成都市郊的乡村风貌完美呈现。每到这个草长莺飞、山花烂漫的好时节，每个周末，都会有数十万成都市民流连忘返于城乡之间，在品味花田果树、农耕休闲、山野蔬菜中，调校着自己快慢动静的城乡生活节奏。
　　“现代都市农业不仅仅要具有满足都市农产品消费需求的生产属性，还应具有能充分满足都市居民亲土近绿精神需求和生态诉求的生活、生态属性。”潘斌向记者介绍说，现在成都有280多万亩的水稻田，那就是环绕成都市巨大的湿地公园，相当于几十个西湖。
　　当然在延伸农业的生活、生态属性的同时，成都市的现代都市农业一个重要的功能还是满足一座城市基本的农产品消费需求。　
　　据了解，成都市财政拿出2.64亿元重点规划、打造了10个10万亩农业基地，其中5个粮经产业基地、5个特色产业基地。潘斌介绍说，成都市的主要农产品不仅能基本实现自我供给，蔬菜、水果等农产品还大量外调。
　　仅以蔬菜为例，成都市现有蔬菜年生产总量为530万吨，其中250吨本市居民内部消费，150万吨用于深加工，130万吨净调出。
　　为了预防蔬菜价格大起大落，成都市一方面重点进行公益性菜市场建设，另一方面试行了蔬菜价格指数保险，一旦蔬菜价格跌破事先约定标准，保险公司就将对菜农进行理赔，从而保障菜农的积极性、降低其经营风险，维持市场供给平衡。

　　农家乐造就新农村

　　“农家农家乐复乐”。800多年前，著名诗人陆游就曾以诗赞美过四川的乡村农家；800多年后，成都人将“农家村庄”发扬光大。
　　依托于一个1400多万人口都市，成都的乡村建设一方面充分地考虑到与城市规划相融共通，甚至融合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作为现代都市近郊旅游集散地、微景区而进行精心打造。
　　在素有“中国农家乐第一村”之称的郫县农科村，村里的川西民居看起来比公路边上的房子更为讲究，花草树木也更具艺术观赏性。“观景楼”“雅园”“茂园”“怡园”，每座农家小院都有雅致的名号，处处盆景，棵棵奇树，每个庭院都有幽静小径相通。
　　西部大开发以来，像农科村一样，成都市四周已遍布形态相似、特色各异的农家乐，它们已融入成都的文化生活。锦江区幸福梅林的花卉、龙泉驿书房村的花果观赏、青城后山的避暑休闲、洛带古镇的古镇文化、江家菜地的农事体验……
　　位于新津县的袁山村几年前曾是一座地处浅丘的普通小山村，信息闭塞、交通落后、条件落后，人均收入不足2500元。近年来，袁山村通过新村建设，已经呈现出道路整洁、小亭别致、杨柳低垂、鲜花盛开的景象，户户青瓦房，家家大宅院，水电气光纤直通家里，教育、卫生、商业等公共服务都已经全部延伸到位。
　　潘斌介绍说，在推进村庄建设的过程中，成都市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引领作用，坚持“产城联动、产村相融”的理念，以新村带产业，产业促新村，成片推进新农村建设；把“宜业宜居”作为根本取向，遵循发展性、多样性、相融性、共享性“四性原则”，注重业态、生态、文态和形态“四态融合”，统筹规划城镇和农村建设，基本形成了较完备的与统筹城乡发展相适应的城乡规划体系，并创新在乡镇配置乡村规划师，市、县、乡、村四级规划覆盖率达到100%。
　　在此基础上，成都市集成有关政策、资源、资金、项目，统筹投向新农村建设示范片。第一轮完成建设的新农村示范片已覆盖全市近48%的村(社区)和50%以上的农户，形成了市、县、乡、村统筹推进、全面发展的格局。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全市共有星级农家乐167家，星级乡村酒店96家，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县9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镇15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25个，旅游特色村80个，市乡村旅游度假区6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3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2个。今年上半年的乡村旅游旺季时，成都市乡村共接待游客约4000万人次，总收入约6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