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与地方之间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博弈，这在我国具有一定普遍性。央企驻扎地方，有赖地方政府支持；但对地方而言，央企的经济贡献有限，地方的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压力却在加大。对此，专家指出，解决央地之争的深层问题，亟须通过顶层设计，完善现有的法规和机制，深入推进资源税改革，致力于构筑和谐、共赢的央地新关系。

　　资源类税费改革亟须推进

　　榆林市能源局一位工作人员说，长庆过去把榆林大部分资源都登记了，90年代初期，中石油和榆林达成协议，把一部分资源划给了地方。“应该说中石油在带动地方石油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说。
　　但不少人认为，与央企从地方获得的利益相比，其所做的贡献及承担的责任远不如地方企业。“陕西地方的石油企业交的是地税，长庆交的是国税，对地方财政贡献有限。这是引发矛盾的一个原因。”长庆油田一位职工说。
　　除此之外，榆林市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长庆从榆林输出天然气，却在注册地北京市缴税，这对资源输出地来说有失公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认为，可以学习西方某些国家的经验，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整产业布局。比如，很多国外大企业没有在大城市注册而是选择小城市，是因为大城市成本高，而小城市又给出了税收优惠政策。
　　对此，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晓慧指出，我国的税费机制调整还是有些滞后，比如资源税多少年了都没有变化，直到去年才进行了一些改革。“资源税名义上是中央和地方共享，但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只负责征收，没有足够的权限，不能通过调整资源税的方式来调整地方经济。”
　　她提出，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类税费的计征办法，发挥税收对当地经济的调控作用，尤其要对西部资源富集地区进行资源税改革；另一方面，国家出台的资源税改革是全国层面，但区域发展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税费制定需要适应当地发展状况，因地制宜。

　　生态补偿机制应设立专项基金

　　榆林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对于排污费全国有统一标准，但操作起来难度大，榆林的资源型企业很多，一个企业有成千上万口油井。“我们人员少，地方面积又大，跑一次出去半个月都回不来，检查起来很困难。”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对此，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燕指出，我国对“水土流失补偿费”目前并无明确的全国统一标准，操作起来会更加困难。因此要尽快出台相关细则。“至于如何评价和补偿，这是一个长期工作，应该制定科学的评估方法，对企业获得资源的利润、造成的污染等进行系统评估。”
　　针对补偿机制的制定，刘晓慧认为，首先得制定法律和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而且要出台具体的措施和标准，因为各个地区情况不一样，不可能制定统一标准。“可以让能源资源企业出资成立专项基金，用于治理当地被破坏的生态。”
　　“而且要专款专用。”周大地说：“水土流失补偿费不能拿来盖政府房子、买车，或支持别的与此无关的项目。基金的钱不能直接给地方政府，而应进入退耕还林、水土保持渠道，然后进行评估，长期追踪。”

　　央地关系应寻求合作共赢

　　长庆油田一位职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事情发生后，职工情绪比较大，认为地方政府对国家某些法律条文条款断章取义，用在他们身上。
　　“其实政府也有自己的难处。一些央企长期以来享有优越感，对地方政府和民众不够尊重，导致气氛很紧张。”榆林市能源局一位工作人员说：“一个企业在地方开采资源，征地、管道、运输、后勤服务都需要当地支持。企业应该跟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搞好关系，多沟通，换位思考。”
　　针对此次长庆油田拒缴8.5亿元水土流失补偿费的事件，北京德恒(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何玉辉指出，如果央企对地方政府法律法规有疑义，可以建议有关部门进行修改，但不能抵触法律法规的施行，相反，央企更应该带头遵守地方的法律法规。
　　刘晓慧指出，央地关系近几年更加复杂多变。一方面地方欢迎央企落户，毕竟它们实力强，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形成产业链，对调整当地经济产业结构、带动就业和服务业，都有好处。
　　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央企没有话语权，没办法管理。“我觉得，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说，央企有社会责任和义务。落户地方以后，社会责任和价值或多或少应该在当地体现得更多一点，这样才更受欢迎。”
　　对于央企与地方政府今后的关系，张燕希望，央企在地方能真正起到统筹全局的作用，在地方经济陷入苦难时，可以起到推动和收纳的作用，并且可以惠及地方民众；地方政府也应一视同仁，对央企给予应有的支持政策。
　　“央企和地方政府之间应是合作共建的关系，而非对立。它们最终需要实现共赢，而非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刘晓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