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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迎来新工业革命，它的影响将超过以往历次。面对这一机遇，中国企业如何迎头赶上，实现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对此，《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京东方科技集团董事长王东升，试图解码中国制造的未来。

　　《经济参考报》：最近一段时间，“新工业革命”成为业界的热门词汇，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变革的？是否会像信息革命那样深刻影响我们？
　　王东升：如今世界，正弥漫着一种工业复兴的气氛。欧美近几年出版的诸如《第三次工业革命》、《创客：新工业革命》到《新工业革命》等系列新书，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正在演进中的全球制造业新变化、新趋势。
　　如果对工业演进史进行细分，从1760年至今，人类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机革命、运输革命、电气革命和计算机革命。目前我们正迎来第五次工业革命，即新工业革命，其影响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工业生产方式经历了少量定制、少量标准化阶段、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大批量定制到个性化量产五个阶段。新生产方式兴起将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推动力，也促进了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有机连结。
　　3D打印、开源电子、智能制造等技术的不断完善和进步将对现有生产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效率与柔性的双重优势推动着全球制造业个性化量产阶段的到来，智能制造、互联制造、定制制造、绿色制造等将成为全球未来制造业的主流形态。

　　《经济参考报》：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新工业革命”是挑战还是机遇？
　　王东升：1870年前，中国制造业总量一直位居全球第一，此后100余年里落后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陆制造业实现了前所未有发展，2010年我们重新夺回总量全球第一地位，这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成果，更是一亿多制造业同胞奋斗的结果。
　　我们已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强国。目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外部的“一压一挤一追”和内部的“二高二低二少”的挑战。
　　“一压”是指新工业革命的压力。新工业革命将以全新生产方式为制造业开创前所未有的发展模式，谁转型升级快，就有机会占据未来制高点。“一挤”是指欧美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挑战。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显示了发达国家加快抢占新工业革命制高点、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的迹象，形成对新兴国家的挤压之势。“一追”是指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追赶。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高于墨西哥、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9个新兴经济体。
　　更重要的挑战是内部的“二高二低二少”。
　　“二高”指的是高能耗和高材耗。中国制造业的能耗和材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两高状况使中国制造业难以可持续发展。
　　“二低”是指劳动生产率低和附加值低。世行报告显示，按购买力评价水平，中国劳动生产率不到欧美国家的一半水平，甚至不如拉美国家。中国企业联合会分析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从产品增加值率看，中国仅为百分之二十多，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均低十、甚至二十多个百分点。
　　“二少”是指基业长青企业少、世界领导型企业少。如果仔细观察，中国企业平均寿命并不长，不少原本发展不错的企业，由于技术或商业模式跟不上变化，一夜之间就消失了，鲜有百年老店；全球众多专业领域，我们也鲜有世界领导企业。

　　《经济参考报》：面对这些压力，中国制造业应该如何应对？
　　王东升：“一压一挤一追”不可怕，关键是要快速解决中国制造业内部的“二高二低二少”，也就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问题。
　　如何转型升级？唯一出路就是创新。我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进一步全球化。面对新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制造要进一步国际化，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这是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因此，要营造更加开放的文化氛围，拓展全球视野，深化“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中，创新模式，提升技术、管理和竞争力。
　　强化设计和研发。多年来，中国制造业重心主要在组装、加工和制造环节，创意设计研发和全球化营销是其短板。新工业革命引发新的全球价值链体系重构，其大趋势是将创意设计研发、营销和生产环节结合更紧密，智能制造和3D打印等技术进步对制造本身也将产生颠覆性影响，中国制造企业必须在设计和研发方面加大投入、练好内功、夯实基础。
　　多年来，京东方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在全球业内一直处于前列，在最困难时，仍坚持研发投入优先，从而赢得先机。目前，京东方可使用专利已超一万余项，今年新申请专利数已超过3000余项，人均和单位产出专利量位居全球业内第一。正是这样坚持，才使我们持续提升竞争力、得到业界尊敬。
　　推动市场应用创新。俗话说，只有疲软的产品，没有疲软的市场。应用创新是促进技术进步、带动产业发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动力。
　　推进智能制造，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中国大部分工厂都可以通过智能制造技术和手段，优化工艺流程，节省材耗、能耗和人力，这就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和途径。
　　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企业家精神。

　　《经济参考报》：作为组织的领导者，您能够做到宽容失败么？
　　王东升：我可以和你分享两个小故事。十五年前，我们投资了二十万美元给美国科技创业公司。投资后多年一直没有像样业绩，技术找不到应用，发展艰难，最后只剩创始人自己，但仍然坚持着。看他咬牙坚持的劲头，我们安慰他不要有压力，但觉得这笔投资收益肯定无望了。四年前，我们收到了这家公司汇来的36万美元分红，以后每年有数十万美元分红。创业人在信中说：对不起，让大家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回报了！原来该公司技术和专利被业内一家大公司采用，通过诉讼获取了技术收益。
　　四十余年前，美国一位教授发现了OLED材料的发光效应，认为这项技术前景可观，带着两个学生开始创业。由于这种材料应用较晚，前三十九年公司一直亏损，但仍得到政府和社会创新基金支持，大家坚信这项技术能为世界带来什么！期间这位教授过世了，两个学生接过衣钵继续奋斗！第四十年开始，随着该材料大量应用终于赚钱了。该公司也成为这类材料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这两个故事经常让我感动！成功是需要用时间来衡量的，一件事，尤其是一项事业，做两三年就能成功的非常少，有的需要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这就需要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需要营造鼓励专心专注做事业的制度环境，需要弘扬创新进取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