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人民大学召开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2014)，发布报告称：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基本上延续了2012年“底部波动”、“复苏乏力”的局面，宏观经济景气状况相对稳定，“波动中筑底”的趋势较为强烈。预计全年GDP增速为7.8%，CPI为2.7%。2014年，在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周期性力量的轮转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预计GDP增速将达到7.7%，CPI将达到3.2%。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所所长刘元春作了主题报告。他表示，从短期经济运行来看，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宣告了全球悲观主义者所持的“2013年中国崩溃论”的失败，但也没有证明乐观主义者在2012年底所持的“中国周期逆转论”。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经济增长直线下滑的局面，同时也没有在反周期的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出现持续性的反弹。这种底部小幅波动的宏观状况有利于大改革的推出。从中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较强的筑底迹象，周期力量存在着逆转的趋势。大改革的出台将在中期重树市场信心，助推宏观经济周期景气的逆转。

　　从全球视野来看，本轮中国经济的调整与世界经济调整具有强烈的同步性。世界经济进入技术周期的拓展期、全球化红利的递减期、增长模式的调整期、制度体系的改革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调整期以及周期逆转的交接期。依附于全球不平衡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依附于全球化红利的中国分配模式、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全球技术周期相对应的中国技术扩散模式，与全球周期基本一致的中国周期定位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从结构来看，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但中国宏观经济并没有转向预期中的“消费-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反而走向了“信贷-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刘元春说，这种模式的转变使“产能过剩”、“流动性泛滥”、“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债务”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不仅没有在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缓和，反而在传统利益格局和权力体系的作用下不断恶化。2013年，M2/GDP、投资/GDP、企业贷款总量/GDP、债务水平/GDP、房地产销售/GDP等参数的持续攀升、产能利用率的持续低迷以及“钱荒”的出现都说明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资源错配与体制扭曲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中国启动系统性的全面改革。

　　报告还评价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刘元春说，三中全会推出的全面改革方案具有必要性、及时性和科学性。从中长期来看，这些改革蓝图的顺利实施必将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和实施机制。但在短期对于宏观经济的冲击却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将重树市场信心，提振民间消费与民间投资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却在破除旧的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中产生强烈的短期“创造性破局效应”，对宏观经济形成下行压力。因此，如何快速推进和落实大改革蓝图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新定位，以对冲各种下行力量的冲击，营造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局面，并建立相应的改革补偿机制。这也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底线管理的内涵做出相应调整。2014年，附加改革约束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当定位在：125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7.5%的GDP增速、3.5%的CPI增速、13.5%-14.5%的M2增速以及2.5%的财政赤字率。

　　最后报告建议：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在强化存量管理的同时，不能过度收缩增量。刘元春说，“大改革”+“强监管”+ “中性货币定位“+“结构性短缺的流动性管理”可能是未来恰当的组合，大改革目标在于制度体系和存量盘活，但需要增量的支持。流动性过剩的治理必须强化中期定位的策略;建议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地方债务清理带来的地方隐性支出下滑、改革需要财政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等因素。因此，201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应当有别于以往年份：一是应当小幅提高中央财政赤字;二是应当加强减税力度，对冲企业财务成本的上扬;三是为配合政府职能转变，增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四是在福利体系大转型过程中，可以增加部分一次性的福利补贴。建议全面转变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方向、重点以及具体措施。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必须从需求抑制转向供给扩张和制度改革，其中制度改革必须着眼于推动土地市场改革，重构现代财政体系，破除官商之间制度性的利益输送机制。建议结构性调整政策必须强化全球定位，强化市场驱动的力量，改变以往简单的政府主导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