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最新医学研究表明，我国成人糖尿病患者已达1.139亿，占全球的1/3左右，而且患病率仍在不断攀升，对社会与公共卫生构成严峻挑战。专家建议，我国亟待通过发挥初级医疗系统功能、干预生活方式等手段，遏制糖尿病等慢性病持续蔓延趋势。
糖尿病呈高发态势患者过亿
这项覆盖31个省(区、市)近10万人的大型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样本中，根据国际最新临床诊断标准进行诊断的糖尿病估测患病率为11.6%，成人糖尿病患者已达1.139亿，占全球的1/3左右，而且患病率仍在不断攀升，糖尿病高发将是中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对我国社会与公共卫生构成严峻挑战。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所长宁光说，根据国际最新2010年美国糖尿病学会诊断标准，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中糖尿病前期患病率高达50.1%，而由于健康素养等因素，我国成人2型糖尿病知晓率仅为30.1%，控制率为39.7%。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标准最科学的研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文华说，糖尿病一旦患病很难治愈，我国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糖尿病患者人数不断累积，将构成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
专家表示，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在全球平均患病率(8.3%)之上，并呈现快速升高、发病年轻化的趋势。
糖尿病造成的医疗负担日益沉重。2010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国际糖尿病联合会联合发布了一项中国糖尿病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导致的直接医疗开支占全国医疗总开支的13%，约1734亿元，占当年GDP的0.44%。糖尿病患者医疗服务费用是非糖尿病患者的3至4倍，高于发达国家。未来10至20年，这一数字还将快速攀升。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所长贾伟平说，我国有大量糖尿病患者不能得到及时诊断，当其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生中风、失明、肾脏疾病、心脑血管病等并发症，而有超过一半的糖尿病患者存在一种以上并发症，并发症每增加一种，糖尿病人的年直接医疗费用就将增长30%以上。
“从目前形势看，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覆盖全国的糖尿病干预措施，我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与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大流行趋势。”宁光说。
患病率还将攀升形势严峻
贾伟平说，从遗传学上看，中国人对糖尿病是中度易感，如果不干预，患病率可以达到15%-20%，这就意味着如果国家不采取积极举措，患病率还会持续增长，情况将更为严峻。
而控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重要措施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如果有1/4的糖尿病患者能够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将节省约70%因糖尿病产生的过度医疗费用。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认为，我国已进入健康转型时期，传染病发病和死亡率下降，但由于环境、生活方式等造成的慢性病发病率迅速上升。通常而言，慢性病的致病因素包括吸烟、超重与肥胖、体育活动少、饮食因素、环境污染等，这些正成为中国人的健康“杀手”。
“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江西省红十字志愿护理服务中心主任章金媛说，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病时很多人不注意，又不可能长期住院，而相关护理工作单靠家庭成员来做还是不够的，但社区督导管理又跟不上，导致慢性病并发症难以遏制。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公共卫生部门对慢性病控制职能定位不清晰，对于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分析、效果评估缺位。虽然开展了一些慢性病监测工作，但没有形成系统的慢性病监测框架，数据采集不够及时，数据的分析、反馈和利用等尚待完善。尽管我国对特种病给予一定的医疗报销，但对日益严峻的糖尿病尚未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早期干预和防治。
多举措遏制慢性病蔓延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如果控制和消除可控危险因素，80%的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以及40%的癌症是可以避免的。有多个国家通过干预，使30岁以上的男性心脏病死亡率出现稳定下降。
罗格里克认为，应该理性客观看待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大幅增加问题，一方面中国糖尿病患者身体质量指数较低；另一方面，中国糖尿病患者低龄化倾向相当危险，年轻人群患上糖尿病，意味着过早影响或丧失工作能力，也有了更长时间发展成各种并发症的可能。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和饶克勤等专家认为，鉴于国际上防控慢性病的经验，以及我国近年针对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预防试点，我国应尽快建立一套高效经济的重大慢性病预防体系。这样不仅可减少慢性病发病率，而且可减轻医疗负担和社会成本。
对各地方而言，建议通过加强培训，让基层医疗机构人员掌握对糖尿病患者的日常治疗护理；还要发挥基层医护人员的带头示范作用，通过他们自发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整个社会产生良性影响。
章金媛建议，目前卫生工作重点应从治疗为主转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从医疗机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把预防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建立鼓励预防、减少疾病发生的公共卫生投入激励机制。
专家认为，加快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实现卫生发展重点和方式转变。在策略上，应把卫生发展重点从提供医疗服务转移到改善公共健康，强调临床治疗、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的系统整合，加强医院之间，医院与社区、疾病防控机构之间的合作；在方式上，更加注重发挥基本卫生保健和传统医药的作用，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构建基层与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度，强化全科医生“守门人”的作用，保证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协调性，控制不合理的费用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