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迈入刘易斯拐点的同时，“80后”“9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力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到2012年，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重达到61%左右。
　　尽管他们的薪酬待遇、务工环境、权益维护等有了较大改善，但依然面临技能匮乏与户籍障碍等问题，这让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陷入留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尴尬境地。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偏低的技能素质以及面临的户籍障碍可能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制约经济转型升级顺利推进的同时，大批农民工可能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弃子”。

　　诉求嬗变

　　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发展的诉求已经由个体式迁移向家庭式迁移转变，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由钟摆型向稳定型转变。

　　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乡巴茅村支书周玉明说，他的28岁的大儿子周鹏一家三口同在福州打工，26岁的女儿周艳一家三口同在广州打工；28岁的安徽庐江县人丁勇带着老婆和不足3岁的儿子在合肥打工……《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广东、浙江、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地采访发现，不少夫妻都是同在一地打工。
　　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家庭式迁移逐渐取代了个体式迁移。国家统计局2010年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显示，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59.4%是夫妻一起外出务工。最新的数据是，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超过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全部核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他们对于个人发展前景、规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义等有了更多期待。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2年进行的调查以及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等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更明显的代际差异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着更多的认同感。他们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在家乡和打工地之间做候鸟式迁徙，留在城市稳定生活的愿望明显强于回乡的愿望。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4%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打算未来继续在城市而非乡村发展的比例高达58.4%，48.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
　　记者实地调研也发现，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是“劳动者”，是跟城市年轻人一样的“上班族”、“小白领”，期望能在打工地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

　　拐点加剧

　　记者在浙江、广东、四川等地采访时听到企业反映，新生代农民工诉求升级对企业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剧了当前的招工难、留人难。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诉求呈现出的种种转变，多地企业反映经济压力逐年增大。
　　河南漯河市临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周绍哲谈到本地缺工现象时说，不仅是因为人不够用了，还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要求更高了。“这一代农民工有追求，讲享受和生活档次，期望值也比较高，对人文关怀等也有要求，如果公司制度不好，即使钱多也未必会去，觉得管理苛刻，可能马上就会辞工。”
　　同在临颍的食品企业喜盈盈集团和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新生代员工均超过半数，为满足他们的多元化诉求，两家公司不仅为员工提供带空调、电视、独立卫生间的宿舍，还组织各种娱乐活动、文化培训等满足职工的精神需求，喜盈盈集团每年还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使员工工资每年保持10%到15%的增长。
　　“光靠涨工资已经很难留住人了。”这是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负责人的共同感受。
　　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企业利润增长状况，提出分享更多劳动成果的要求。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认为，刘易斯拐点到来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使得企业需要尽量满足他们的多元化诉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诉求又加剧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那些无法适应劳动力代际变迁的企业恐怕将被淘汰出局。

　　“城市梦”难圆

　　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务工环境、权益维护等方面有了不少改善，但他们依然普遍面临技能匮乏和户籍障碍等问题。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处境并未获得根本性改变。

　　在合肥某劳动市场，21岁的崔蒙蒙正在找工作。这个来自安徽亳州的小伙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自己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在广东的机械厂、冰箱厂都干过，管理很严，但几乎没学到过什么技术。目前在合肥打工，主要还只能打打零工，做些体力活。
　　24岁的朱世凯来自成都市新都区，2011年9月，大专毕业的朱世凯拿着一张高中文凭，应聘进了成都富士康，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普工，2012年过完春节就辞职了。他告诉记者，在富士康期间，他的工作就是把已经生产好的IPAD装进盒子里，一个动作反反复复，没有什么技术可言，还不如当修手机的学徒，能学点东西。
　　国家统计局2010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30.4%，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26.5%，并没有明显提高。时隔两年，情势依旧。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仍然占69.2%，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0.8%。
　　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城市梦”可望不可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他们在务工地难以充分享受到教育、社保、住房保障等种种公共服务，融入城市几成奢望。
　　安徽人丁勇一家三口只能在合肥的城中村租住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却无法享受当地的廉租房，他此前在上海、杭州、扬州等地打工也从来没交过什么社保。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屋的比例仅为0.6%，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也仅为13.5%，绝大部分仍为雇主提供宿舍或与人合租。事实上，即使是独立租赁房屋，不少农民工也只能租住在城中村的棚户区内，城市中的廉租房等与他们基本无缘。
　　除了房子、社保外，子女教育问题也让许多农民工头疼不已。为了能让6岁半的儿子在福州本地上学，来自贵州的农民工周鹏不得不恳求老板出面疏通关系，并交纳了3000元的赞助费；而因孩子无法在打工地入学，河南固始县有很多年轻妇女无奈返乡，照顾孩子读书。
　　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遭受权益侵害的现象依然存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拖欠工资、不签合同、拒缴保险等常见的权益侵害现象外，一些正规企业的权益侵害行为由显性转为隐性，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主动，但普遍缺乏有效的维权手段和平台。
　　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新生代平均4.3年的外出务工年限远低于老一代的12.4年，但其权益受损的比例相差并不是很多，分别为14.1%和19.5%。
　　调研中，有农民工向记者反映了一些隐性侵权的案例。在郑州富士康工作的23岁河南姑娘李丽说，因为周末加班费高，富士康会对周末加班的员工在其他时段进行调休，这样就可以少付、甚至不付周末加班费。
　　记者调研还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过于严苛的企业管理也是对自身权益的侵犯，例如上班时间不准随便走动、不准讲话等，但对于这些行为，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维权手段。据一位郑州富士康员工介绍，富士康曾经实行过一段时间“静音模式”，即工作时间两名员工之间的讲话声音不能被第三人听到，许多员工认为这是对他们人身自由权益的侵害，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维权，后来还是媒体曝光后，富士康才中止了“静音模式”。

　　隔阂暗生

　　由于种种障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无奈地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很大落差，导致“无用感”、“无根感”和“无路感”开始在他们心中萌生。

　　1980年出生的河南固始人卢文营2000年出去打工，在温州、东莞、重庆等地的鞋厂、酒店、KTV里都干过，13年后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又回到老家一家水龙头配件厂当工人。“我是典型的啃老族，在外打工13年没有攒下什么钱，挣多少花多少，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全靠父母支持，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想凭打工在城市立足太难。”卢文营说。
　　和卢文营一样，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缺乏认同感，不认为凭借打工可以改变现状，实现自身诉求。
　　在成都新九眼桥劳动力市场，记者见到了1982年出生的电焊工林大付，他看上去像40多岁，两鬓霜白。2003年以来，他在广州和成都等地都打过工，前年他把老婆孩子接到成都，老婆没工作，孩子3岁多了，还没有上幼儿园。
　　他说，我们一家现在租住在郊区的瓦房平房里，一个月200多块钱，我的打算是要在成都一直干下去，并不是说习惯了城市，而是在城市打工毕竟每个月有几千块钱，回到老家的话，在农村种地根本挣不到钱。
　　“但成都不是想留就留的，先不说房子，能有个稳定的工作我就很高兴了。房子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至少要七八十万，没有这个心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社保？当然没有，我们也不愿意交社保，交的越多扣的越多，我们宁愿多给点实际工资。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是连这个都很难。”林大付说。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留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尴尬境地，从而滋生出浓重的被遗弃感。
　　27岁的贵州开阳县人陈军2006年中专毕业后外出打工，在北京干过销售，在广东做过机器维修，2010年回到贵阳一家化工厂，今年3月因污染严重辞职，现在还没有找到新工作。他说，在城里打工一辈子都买不上房，也不可能回家种地，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在河南郑州富士康打工的王亮说，从郑州市区到我们的厂区，中间要经过一段没有高楼大厦、很荒凉的地方，郑州是一个城市，这里只是城边村，我们就像与世隔绝了，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每天只是上班下班，我们的世界只有方圆不到五里的地方。
　　王亮同在富士康打工的女朋友李丽说，这里真是没啥可以消遣的，连公园都没有，刚来富士康的时候，一星期就想去郑州一次，现在都不想去了，在这里久了，觉得跟社会都脱节了，跟市里的朋友话都说不到一块了，不是城里，也不算乡下，感觉自己像是被抛弃了一样。
　　王亮今年花费十几万元在河南新县老家盖了房子。“没有房子永远没有归宿感，城里买不起房，只能在老家盖，但是家里盖了房又住不了，我到底算是哪里的人呢？只能算是边缘人！”他说。
　　谈及未来，记者接触到的上百名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显得非常茫然——空有期盼，却没有明确的规划。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愿意奋斗，却找不到通过奋斗实现上升的明确路径。
　　王亮和现在的女朋友李丽很快就要结婚，但对未来他还没有明确的打算。“结婚后，靠在富士康赚的钱肯定不行，可能会去跟着同学干装修。”王亮说，在富士康，同事之间很少谈以后的打算，因为都很迷茫，所以大家仿佛都有意回避这个话题。李丽说，同事里，有些人过完年不干了，有些人结了婚不干了，“问他接下来干啥呢，他也不知道，就是走到哪里算哪里”。
　　在成都新九眼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四川省简阳县26岁农民工叶平告诉记者，现在“80后”农民工压力非常大，“我现在单身，没车没房没技术没钱，谁跟你？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人，十个里面有九个是单身汉，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难得很，想学一门技术，经济和文化水平都不允许，哪里还谈得上未来”。

　　风险隐匿

　　江西籍农民工徐文财是浙江省农民工关爱组织“草根之家”的创始人。他说，一亿多新生代农民工融不进城、回不了乡意味着什么？在外面漂一年、漂十年可以，漂一辈子、漂两三代人能行么？

　　有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力军，也是经济发展的共建者和共享者，若不能实现他们和经济的同步升级，将拖慢经济转型的步伐。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得不到提升，不仅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可能导致未来的大量失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说，产业转型根本上是劳动力素质的转型，但是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素质并没有太大提升，仍然从事低端产业，难以满足企业转型升级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未来这一问题还将更加凸显。
　　采访中，许多专家和基层工作人员对富士康模式的担忧也反映了“留级”风险。他们认为，富士康作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典型代表，吸纳了上百万缺乏职业技能的青壮年劳力在流水线上重复简单的动作，却难以获得技能的提升，当中国经济实现了转型升级，富士康转移到国外，或用机器人大量代替人工之后，这些在流水线上奉献了青春的新生代农民工将面临失业风险。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融不进城、回不了乡的矛盾持续集聚发酵。袁志刚说，老一代农民工可能选择回出生地养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强烈融入城市的愿望。但由于各种现存制度的掣肘，新生代农民工依然难以实现“城市梦”，愿望的破灭会在这一群体集聚强烈的负面情绪。

　　制度破题

　　专家认为，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应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第一，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发展上的诉求。例如，政府可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专项培训资金，根据企业对技术工人的实际需求，进行针对性更强的职业技能培训；可为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成功创办自己的企业。
　　第二，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取消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的准入门槛，让其逐步转变为市民。
　　第三，运用政府支持、市场融资和农民工集资等多种手段来建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问题。
　　第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率，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低交费、低水平、广覆盖、可接转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