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见度差、不敢开窗、天空总是阴沉沉的、让人心情很不爽，雾霾已经成为一块压在每个人心口上沉甸甸的石头。那么，愈演愈烈的空气污染究竟是从何而来？怎样做才能还我蓝天？空气污染需要我们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绿色经济的发展道路到底该如何走？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著名财经评论员姚景源、刘戈共同评论。

　　雾霾究竟从何而来？要怎样做才能还我蓝天？
　
　　近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多地再次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雾霭天气。2号清晨，黑龙江省气象台先后发布了雾橙色预警及霾黄色预警，在哈尔滨地标建筑防洪纪念塔广场上，记者只能隐约看见对面的跨江铁路大桥，而江面上的船只也很难分辨，人们纷纷戴上口罩。

　　市民：觉得不太好，现在到处都是雾霾，而且早上出门的时候，开车时候根本都看不见前面。

　　记者：我现在的位置在天津的海河，我身后就是天津的天津站，是天津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我现在距离天津站这个广场世界钟只有不到500米的位置。目前看起来，它还仍然被这个大雾笼罩着。

　　针对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国务院发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对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11月4日，国家多部门再次联合发文，要求强化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等5个严重过剩行业的准入标准，环保硬约束两个门槛。

　　胡祖才（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发展改革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出台电解铝阶梯电价制度，抓紧推进河北、山东等重点省份的钢铁产业结构调整。　
　
　　朱宏任（工业和信息化部　总工程师）：力争2015年底前再淘汰落后产能，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包括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

　　姚景源：治理雾霾的关键还是转方式调结构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伦敦，大家知道过去叫雾伦敦，就跟我们现在的雾霾是一样的，比我们还严峻。日本在7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上街，不是我们现在是戴口罩了，他是要戴防毒面具。这些发达国家当年都出现过这种严峻的污染局面，那么它们后来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所以现在我们看，他们确实在治理雾霾上取得了成绩，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泰晤士河，现在是水净，而且有鱼，生态又很好。

　　伦敦的天空也非常好，日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从它们走过来的路看，就是污染雾霾的根本原因，还是一个增长方式，还是一个产业结构，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能解决，现在我觉得摆在我们面前是什么呢？就是能解决，但是我们应当少付代价，而且让解决的时间能够更快，更见效。

　　刘戈：中国的重化工业的发展是雾霾突发的主要因素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英国是在19世纪末，日本是在60年代末，这两个国家都发展到了重化工业开始迅速发展的阶段，重化工业就是冶金、发电、石油炼化、建材、装备工业等等，它们的耗能非常大。如果使用的燃料又是传统的煤炭燃料，那么它一定会造成污染物的突发，就是突然在空气当中二氧化硫增大，最后和当地的一些粉尘混在一起，最后就变成了雾霾，所以这跟发展的过程有直接关系。现在，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到这个时候，它成为到了雾霾突发的阶段。

　　和以前不一样的是，现在的科学技术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比如说煤炭，可能我们不能短时间内用其它的清洁能源全部取代，但是如果脱硫等等这样一些除尘的技术能够在法制的推动下，能够普遍得到了更进一步、更普遍的使用，那它的效果也会立竿见影。

　　我们要有决心，但是也要客观的看，从2008年到现在，5年过去了，我们的燃料排放每年以10％，工业的消耗以13％的速度在增长。所以现在总体上，无论在北京也好，在华北平原也好，还是在全中国也好，现在整体的燃煤数量又比5年前又高了很多，治理难度可能比2008年可能更难了。

　　姚景源：现在全国都是个大工地 空气肯定有问题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现在就是要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结构，我们坚决去制止和淘汰那些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业，我们已经找到这个途径了，而且我们现在决心又非常之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任务是严峻的，是艰巨的，但是我们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现在全国都是个大工地，那你说空气能没问题吗？我们这几年，高能耗，高污染，高物耗的产业又大大的往上上，所以我们的环境治理，大家现在意见非常大。但是我们不是说治理不了，我们有过好的时期，而且2008年到现在，才5年的时间，我们能够做好，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

　　刘戈：对于削减和产能的城市要有补偿的机制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以前我也听说过，把喜马拉雅山炸一个口子，然后有湿润的空气，但这是不是能够有实际效果，现在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思路也算是大家想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发展方式可能还是根本，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制造业，重化工业可能也不能不要，但是如果你特别强调非常快速的GDP，那可能最后萝卜快了不喜泥，整个上这个项目过程当中环保的评估、环保设施的使用，你最后就没有重视。日本现在也还有一些钢铁工业，但是它的耗能只是我们的五分之一。就是说我们如果在保证我们的制造业、重化工业的同时，我们的环保约束，我们的增长方式能够有一个可衡量，可限制的方式，那么我想它的效果和作用应该是最大的。

　　此外，我觉得可能要有补偿的机制，因为像河北，唐山一下子现在就要削减6000万吨钢的产能，那这里面有多少人的就业。通过什么样的财政方式、税收的方式，能够给这些做出牺牲的地方补偿，那么让它能够主动的进行转型。比如说历史上美国的匹斯堡当年也是一个钢铁中心，污染厉害得不得了，但是前几年G20峰会就在它那召开，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医药和IT技术非常重要的城市。就是说，它很早就意识到这种钢铁发展已经不可持续了，所以要更早的走出来一条路，就是说更多的在制度约束上面，让那些大型的钢铁企业搬走了。

　　姚景源：工作的着力点不要放在攀比GDP和追求GDP上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大家去追求GDP，必然我们就要上一些大项目，比如说我们都是重化工业项目，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因为这类项目能够使我们GDP迅速的上去。成绩单很好看。我们也不要否定我们过去，这30来年大家对速度的追求，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温饱还没有解决，我们还处在贫困状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应当说把速度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温饱，解决贫困。

　　到了今天，我们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而且我们过去长时间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这种新的问题，比如说雾霾，环境污染。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转变增长观念，就是说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结构调整，放到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再也不要去攀比GDP，追求GDP，我们还是要把工作放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更根本的要解决两点，第一，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政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