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智库论坛”上，国内权威专家表示，中国正在迎来新一轮开放，其中面临着全球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需要进一步细化自贸区制度，动态探索新一轮开放中的制度创新。
    

    中国面临新一轮开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第四轮开放，以开放逼改革。第一轮是深圳为代表，第二轮是90年代浦东为代表，第三轮是过了世纪之交的入世，现在是第四轮。这个大背景下，现在碰到的问题有几句话概括：一是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二是下行和上行因素在对冲。中国已经感受到了潜在增长率无可回避地在下台阶。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也表示，“中国正面临新一轮的开放。大家现在期待三中全会有更多的开放举措，最近又推出了上海自贸区，新一届政府不仅承诺要进一步开放，改善贸易投资环境，现实中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资本管制的放松，如何面对新一轮的国际压力、如何面对TTP、如何面对国际经贸形势的新变化、金融监管形势的变化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樊纲说，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我们仍然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虽然现在人均GDP今年年底大概6600美元左右，但是比起收入最高的挪威10万多亿、美国5万多亿这样的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我们仍然是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不是说收入低就是落后了，关键是我们的教育水平低，我们在国际上与知识相对发达的国家相比是非常落后的，不用和北欧、欧洲国家比，美国高等教育的比重占劳动力的64%，中国只有20%多一点。

    樊纲认为，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阶段，到了资本输出阶段。最早我们是资本匮乏国家，吸收资本。现在储蓄率比较高，面对结构的问题，这也是发展当中的问题，我们面临对外投资的问题，以前靠外汇储备政府投资，投在美国国库券上，随着我们的企业逐步成熟，企业“走出去”到世界上投资，这面临另一种开放，以前是我们自己开放，现在我们开放要“走出去”，这都是新问题、新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从新一轮开放来看，中国面临着新的国内国际环境。跨国公司在危机爆发以后，开始调整对话战略，开始向中国转移更加高端的制造活动经济、服务活动，包括金融总部、研发等等，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开拓中国市场，二是更好地利用中国转化了的比较优势。这是危机爆发以后，使得中国有了引进更高端的产业的机遇。二是有利于吸引人才。尽管我们没有一个全面数据来反映引进了多少人才，但是通过这一个很有特点的留学归国人员的数据，可以反映出在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良好的机遇使得高端的人才开始向中国回流或汇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表示，从“走出去”的角度来说，中国有两个非常好的机遇：一是危机爆发以后，为中国企业低成本开展海外并购提供了机遇。在此之前一部分中国企业到海外新建，像华为在全球建了很多个研发中心。危机爆发以后很多企业通过并购整合全球资源，比如吉利汽车并购了沃尔沃，还有三一重工并购了德国的普斯曼斯特，海外并购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梦寐以求的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国际销售渠道。这个危机对中国海外并购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话是原来人家不愿意卖给你的东西，现在不得不卖给你。比如吉利并购沃尔沃，没有这场危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第二句话，原来很贵卖给你的东西，现在可以说相当便宜就卖给你了，大大降低了企业国际拓展的成本。

　　另外一个“走出去”的机遇，就是有利于扩大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从总体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是萎缩的，增长需求大幅度下降，但是出现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家，发达国家面临着一个再工业化需要更新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要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新建基础设施，恰恰在这个领域中国形成了很强的竞争力，以工程承包为载体，我们的成套设备，包括发电设备、成套的水泥厂、运输设备，最近克强总理去泰国讲高铁换大米，都反映了中国制成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一部分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已经开始具备了国际竞争力，这个国际竞争力应该说是在过去二三十年国内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培育出来的，首先是把规模做起来了。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又把它的技术水平有所提升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尽管全球总的外需确实出现了低速增长，但是结构性的变化使得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出现一个好的需求态势。

　　当然新兴经济体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大，带来像手机这样的产品，可能三星、苹果看不上的市场，但是我们中国很多手机可以到发展中国家去，到非洲和印度可以看到大量的中国品牌的手机，这也是我们一个出口结构的升级。

　　“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确实出现了新的机遇，这个机遇是加速结构升级的机遇。” 隆国强说。
 

    让更多知识外溢到中国

    专家和学者表示，在开放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能够与发达国家缩小差距，取决于能不能从其他国家吸收知识，发达国家大的知识存量能不能外溢过来，能不能从知识的传递当中获得真正的知识生产要素。一切生产要素的背后，将来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劳动、资本本身，更重要的是承载的技术，那个知识。这个知识不仅是科技，还包含了社会管理知识、经济、法律、社会关系、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走出去”面对的是国际知识的瓶颈和约束。所以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只有进一步开放，才能让更多知识外溢到国内，中国能够更快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韩峰，中国在新一轮开放中，需要处理好地区间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东盟地区。今后这个地区发展的趋势大概有几个方面：一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会继续向升级版方向发展，从中国和东盟建立全天候关系以来从60亿美元增长到去年超过4000亿，而且“中国-东盟”双方达成的官方的协议是要在2020年达到1万亿，而且经过测算双方认为数字不是问题，所以自贸区升级版数量方面大家非常看好。但同时，质量方面中国提出了要全面拓展自贸区合作宽度、深度，包括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投资、互联互通、市场开发等等。二是双方投资出现迅猛增长，这和中国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有很大关系，东南亚是中国对外投资增长的首选地区。三是合作重要性的提高。因为，中国-东盟的合作地区过去的单纯依靠贸易和经济合作发展到全面综合合作。比如在贸易合作基础上，有清迈协议、自由贸易区、中国积极推动其他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像“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等。

    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指出，面对中国在对新一轮中的机遇，中国在与东盟地区的合作应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东盟的合作今后应该更加注重双方产业合作，也就是利用中国制造业优势，在地区进行跨国界的次地区或者整个地区的合作。第二，要加强发展合作。因为中国-东盟之间，对于地区的发展共同点和相互交叉点非常多，但是现在双方尤其是东盟方面特别关注的是成员国内部的发展，以及次地区对于东盟的宏观规划，特别是中国-东盟的规划缺乏深入和全面。第三，加强多元性合作。第四，加强科技合作。这是中国一贯倡导的，在这个地区还有很多余地和领域可以进行开发。

　　研究报告表示，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未来肯定是朝向合作而且是通过制度性的合作建设进行的。当然这个地区制度要有弹性和地区特点。另外，中国是要通过地区化实行国际化的过程。所以，地区的共同的身份和地区意识，将是这个地区中国与东盟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今后要向更加专业、具体和有效的方向发展。                           

    要动态强化自贸区制度创新

    专家和学者表示，上海自贸区的实施更强调在动态中进行制度创新，上海自贸区试验内容更加广泛，还有上海自贸区效应更加重大，因为它将推进中国的改革。

    贾康说，“我个人认为实施上海自贸区的战略意图是，中央认为必须对上TPP——泛太平洋伙伴框架，实际上隐含着我们这一轮开放再总结入世的经验和教训，如果没有很好的准备，我们有可能再次被动跟随，仍然是人家制定好规则以后不得已跟着人家走。如果我们积极主动试验一下，有可能在规则制定中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表示，需要对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中细化相关条款和流程，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以达到地理空间不突破，但各项交易却能够有效拓展到上海范围之外的效应。他表示，关于制度改革一个设想是在自贸区实施“分道交易集中”。以上海的期货交易所为例，有很多品种已经在全球上交易量第一，但是没有定价权。因为上海期货交易所是中资在里面交易没有外资，现在我在自由贸易区内引进外资，在此设立期货交易经纪公司，然后分道进入上海期货交易所，也进入集中交易。如果说因为期货交易所是人民币交易的话，如果在那个地方进这个道，资金从原来的外汇转为人民币资金再交易，交易完同样按照这个道撤出。由此可以使得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易不仅仅有了中资而且还有了外资，这样措施在香港其他地方都实施不了，在上海可以实施。如果可以分道集中交易可以展开，并且确实可以取得一些经验，里面一系列制度完善，就可以在上海证交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市场拓展开来。拓展的结果就有利于促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交易中心。而且这种交易如果确实积累了经验，就在全国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意义。其中，需要推进交易市场的体制机制转换，其中，包括负面清单问题，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金融根植于实体经济问题。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上海自贸区是中国(上海)自贸区，首先是中国，第二是试验区，它和其他自贸区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人民币的本币中心，这是任何自贸区都不可比。前海和上海怎么区别？上海是一个池子，前海是一个管道，池子里能养鱼，管道里养不住鱼。同理，尽管可以在全国更多地方建立了自贸区，但不是上海自贸区也不是试验区。
   

   “试验的内容是什么？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在国民待遇外不设任何前置条款，这就是革命性变化。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审批经济，是正面清单管理，禁止类、限制类肯定不能做，但是允许类、鼓励类的还要获得批准，这是最重要的理念变化。为什么说开放促改革？无外乎两件事，党的十八大称，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市场政府干预太强了，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对价格的控制，不仅对价格有影响，而且直接参与价格制定，所以利率市场化就是政府不参与价格制定。二是政府准入审批。尽管要简化审，但“弹簧门”、“玻璃门”仍然存在，李克强总理说要在任期内审批减少三分之一。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只要不在禁止行列就可以自动行事了，这是开放促改革，这有很深刻的含义。上海自贸区要动态管理，立志缩短负面清单，缩短每一个负面清单，每一项就是一个改革。9月份上海自贸区方案规定中注册制度进行改变，过去注册是先批项目才能注册，主管部门审批以后才能到工商管理局登记注册，现在是先领到证再获批准，而且注册的资本金不需要实交，认交就可以。第三有严格程序规定4天内办结，一个月后这个规定就变成了国家工商局的规定，国家工商局按照上海经验来做，这就是可复制、可推广。上海自贸区也是服务业的开放，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工业太重，服务业太轻，服务业成为经济下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但服务业对中国来说是短板，存在着种种困难，能不能学习当年深圳的经验，以开放促进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