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菜的、运菜的、卖菜的，一个普通的蔬菜在流通的整个链条上，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遭遇了收费多、成本高的难题，而这一切最终体现到我们的餐桌上，就是高昂的菜价。那么，哪些因素是造成蔬菜价格上涨的症结关键所在?怎样让蔬菜从地头到餐桌的距离缩短一点，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邬跃、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造成蔬菜价格上涨的症结是什么?怎样缩短蔬菜从地头到餐桌的距离，减少不必要的成本?
“蒜你狠” “姜你军”，近期新一轮的蔬菜价格上涨似乎又卷土重来。记者从太原市的蔬菜市场了解到，大葱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三成，白菜的零售价比去年高出了约0.2元，土豆的价格也贵出了0.4到0.5元。大多数零售商表示，今年冬储菜的进价要高于去年。
太原蔬菜批发商：白菜今天是5角。去年是3毛。
湖南省姜收购商：三元多了。高啊，没办法这么高。
记者：拉到湖南卖呢?
湖南省姜收购商：我们那边也是三元多不到四元。
姜在涨，白菜菜价如何?
刘存领(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批发商)：前几年要是这个季节，我们都去山东往这边(北京)拉，现在一般就是山东的往回拉，价格就调上去了。(白菜)比往年一斤贵一毛至一毛五。
采购者：(菜价)接受不了，太贵了。
菜贱伤农，菜贵民怨，如果平抑蔬菜价格?农超对接，直采直销是我国近几年平抑市场菜价的主要模式，而从2011年开始，广东省平价超市试点的建立，进一步丰富了保障百姓菜篮子价格的手段。
菜贩：这里的价格都要比周边市场便宜，(便宜)三角到五角。
市民：生菜，包括辣椒，这些普通的菜，叶菜类的东西，萝卜，价格就比以前明显便宜些。
平价超市，平价的秘密就是减少了流通环节产销对接，减低摊位费，让蔬菜直接进市场和超市。在传统销售模式下，蔬菜的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加价幅度一般为150%至250%，而平价直销店可使其下降到50%左右。发改委数据显示，截止今年8月底，全国各地已建成各种类型的平价蔬菜商1.1万家。
袁军宝：蔬菜从地头到餐桌层层加价 “批发加一毛，零售加一块”已是普遍现象
(新华社记者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农民卖菜难、市民买菜贵”的并存一直是我国农产品流通当中的一个“怪象”。我觉得菜价高要区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波动性的高菜价，比如说不时出现的“蒜你狠”、“姜你军”式的临时性的高菜价;另一种就是“加价高”，比如说即使山东菜地里的菜不要钱，到了北京零售环节每斤至少也得七八毛钱。我认为前者与我国的农业小生产模式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后者主要是因为流通环节的繁杂与不畅。蔬菜从地头到餐桌大多要经过五六个环节，层层加价，特别是最后的零售环节，“批发加一毛，零售加一块”已是普遍现象。
邬跃：蔬菜价格高关键是中间环节过多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确实是，因为中国的蔬菜价格这几年一直在高涨，特别前几年的“豆你玩”、“蒜你狠”，其实都是蔬菜的问题。从今年开始价格又在不断的攀升，确实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也引起了老百姓的不同的关注。为什么会造成价格高?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蔬菜价格高，关键问题可能跟最终的终端价格上升是有关系的，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是中间的环节过多。
张鸿：政府部门要减少一些比如行政事业性的不合理收费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觉得在现阶段取消这些环节可能很难，所以在每一个环节上，我们能不能把那些不必要的成本再给它减少一些，可能对我们的菜价更有好处一些。
充分市场竞争，就是在你前端。在农民是小而散，消费者也是小而散的时候，可能很难有一个组织化的议价群体出现，所以可能每一个环节的出现，都是因为市场竞争而产生的合理性，你很难避免，它有它的理由。但是每一个成本又分两种，我觉得有一种叫合理成本，就是他自己加的那个不是特别高，他说生存很难，因为如果它成暴利的话，一定会有别的进来把它变成不暴利，这是合理的;还有一个非合理的，非合理在哪能看出来?前年咱们在做物流以后，发改委曾经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要求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收费，哪些呢?就是政府部门要减少一些比如行政事业性的不合理收费等等，要清理整顿。
另外，北京的批发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规范的，它会把应该收的是哪些钱都告诉你，运货车到这来就知道应该交多少钱，但是也有一些它就没有那么的规范，比如说有卫生费等等，可能会增加一些成本。还有一个成本是一些浪费造成的。比如说新发地从山东寿光运来的蔬菜，水果，可能有60%是北京人吃了，还有40%要运出去，甚至还要运回到山东去，这就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邬跃：由于流通环节过多 到餐桌上的菜价已经经过层层加价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确实中国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问题就是中间环节过多，链条过长，虽然从地价收购上来的农产品价格很低，但真正到了消费者的餐桌之后已经变的一倍，或者两倍，甚至还要高于三倍的。其中的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中间环节过多，因为我们生产的小规模化，中间环节的小规模化，非组织化，造成了每一级都在加价。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不是说它加价加的非常高，每一个人他实际加价都不是很高，但是由于流通环节过多，使得到最终的价格上都变成了一倍，两倍，甚至三倍。
其实这里面的关键点，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通组织规模太小，规模组织太小的话，它组织农产品的量就不会太大。中国13亿人口需要大量的生产这种消费，那么中间它需要很多流通组织要做的话，环节越多，流通组织越小，最终加价的次数就会越多。比如说白菜主要在山东来生产，那么山东生产下来这些白菜，因为每家农户土地少则几分地，多则几十亩，它都不具备大规模的组织流通的能力，那么它生产出或种植出来的白菜是通过一些中间商，首先从地头收购过来，那么收购过来，如果山东的蔬菜基本上是送到了寿光的批发市场，那么山东的人口不能完全把所有的山东蔬菜都消费掉，要全国去发送，那基本上是从山东寿光的批发市场通过中间商，通过物流商送到北京的新发地市场，通过新发地市场众多的小规模的批发商，零售商，再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
通过这个环节你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我们简单的说是从地头到批发商，再到大批发市场，再到二级批发市场，再到中间的一些，还有一些零散的零售市场，但实际上这里面还包括着众多中小的这些批发商在里面，那么一个白菜可能出来几分钱，那么经过这么多环节，每一层环节只加价10%的话，假设只走了10次的话，那我想最终就已经超过一倍以上的价格。
除了流通组织之外，也是因为我们生产的小规模化。我举个例子，西红柿一般在市场上买大概3块钱，但真正产地里卖的价格只有8毛钱，8毛钱的西红柿通过中间商从产地先运到寿光，或者运到北京的新发地市场，最终大概每斤只加到3毛钱，也就是变到了1块1，但实际上这里面它的利润就1毛钱，2毛钱都是物流的一些成本，包括油费、进场费等等这些。它1块1之后再卖给下一个中间商，比如说一批从山东运过来的西红柿，运过来假设是18000斤，那么实际上由于流通组织小规模化，18000斤不可能被一个经销商全部销掉，那么由一大堆的经销商把18000斤给它消费掉，一般的一个经销商大概也就要五六百斤，那么这五百多斤的西红柿在第二个经销商买走之后，它可能再加一部分价，比如加的很小一部分价，加10%，加20%，比如它卖到1块5，1块6，这还不是最终就能到我们消费者餐桌上，它中间仍然在通过，比如说我们日常见的一些小商小贩，通过三轮车，或者其它一些交通方式在我们的社区里，或者在其他地方进行销售，最终的价格就到了3块钱。
邬越：通过流通组织的规模化减少中间环节 最终降低农产品价格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实际上不光是给补贴的问题，其实从国际经验上，比如日本，它对农产品是保护的，在补贴上，特别是在最终的价格上。其实我们中央政府这几年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进场费的减免，包括用地，比如说我们批发市场在用地性质上，它可能价格更低廉一些，通过很多政策为了能够把价格降下来保证民生，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但这只是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光把眼光集中在中间环节上，其实更多的应该从消费者身上，能不能做新的尝试。比如说对于蔬菜价格上，能不能在价格上给予一些补贴，特别是一些价格高昂的时候，政府能不能出一些政策的保护措施，或者在农产品的种植上给一些补贴，从源头上先把价格降下来，这是第一。
第二，更多的要在流通组织上建设上，因为我们国家过去这种小生产的规模，特别是农产品都是小生产，如果流通还仍然是小规模，没有大规模的流通组织的话，我们仍然会需要建大量的批发市场来保证商品流通，但这中间就会要通过很多环节的加价，最终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于中间环节太多，政府的努力如果光在市场上，在其他方面没有去努力的话，那最终的价格仍然是高昂。能不能够政府出台一些政策?除了价格补贴，在流通的组织规模化建设上，比如能不能组织在农产品上组织一些流通组织的国家队，比如扶植一些中型或者大型的，专门做农产品批发零售的流通组织，通过流通组织的规模化，减少中间环节，最终达到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最终目的。
张鸿：政府给的一些优惠政策很多没法落在实处上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农超对接的这个超也得特别牛，也得有规模，要不然你是500斤怎么跟人家对接，你到寿光去还不如在新发地直接进呢，要不你的成本怎么降下来呢?所以你也得是特别大，像沃尔玛，物美，可能它们能干，但是可能也只是在一些品类上能干这个事，不是全部都干。
说到公益性，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试图提公益性，而且政策上是有的，比如税费的减免，比如说土地出让的价格，2001年，发改委又强调，国务院也有专门的文件，说必须得在费用上相对来说减少。就拿新发地来说，其实它和很多农产品批发市场一样，在一些特殊时期，比如说去年721的时候，它会在一些品类上免掉进场费，但那也是企业作贡献，而政府给的那些优惠政策很多并没法落在实处上。比如就一个地区来讲，我的规划上可能会有一个农贸批发市场，但是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把它建成一个农贸批发市场，我给它一些土地的补贴更好，还是盖一个商业的中心更好呢?显然我更倾向于选择后者，而且我这个地方如果建了一个新发地，很多税我是收不到的。我还不如建一个商业的能收税。
袁军宝：不能让针对农产品市场的优惠政策成为难以充饥的“画饼”
(新华社记者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降低这样一个流通费用需要中间商更加的组织化和规模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现在政府还需要在农产品市场的公益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比如在规划布局方面，现在已经成为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一直是它们的主要原则。去年，我了解到国家也出台了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以及内贸“十二五”规划，都提出要支持建设和改造一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政策仍需要系统化、具体化，并尽快把一些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区域性的大型批发市场如何规划，大型城市需要建几个一级批发市场?几个二级批发市场?土地、税收、金融、用地、用电如何支持?都需要更为明确的政策。为此，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条例，或者是农产品批发市场法都需要尽快列入国家的立法计划，只有“有法可依”，具备可操作性，各类优惠政策才不至于成为难以充饥的“画饼”。
邬跃：公益的流通组织也解决不了全部流通价格的问题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如果公益性的话，假设这个流通组织全部是公益的话，那我想可能在平抑价格上只能在中间这个环节，或者说只在市场这个环节上来平抑价格。但实际上从我们这个流通价格来看，流通环节很多是发生在不同环节上的加价的问题，你只解决了市场这一个问题，可能还解决不了全部流通价格的问题。所以我就建议，除了我们的公益性之外，还应该在不同的环节上研究，到底哪些环节是多余的，或者说哪些环节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组织化，规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