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期在鲁豫赣鄂陕渝等省市的农业主产区调研了解到，受困于农业“非税”“非政绩”的产业特征，这些地区抓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普遍不高，陷入“背着包袱抓农业，抓完农业包袱重”的尴尬，农业干部稳粮“心难安”。

　　农业县粮多财少

　　万载县是江西省粮食主产区，尽管近年来有机农业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当地依然无法摆脱“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农业大县“标准像”。据万载县财政局统计，2012年当地可用财力为8亿元，人均财政收入位列宜春市10县市区倒数第一。“全县财政供养人员1.5万，每人工资支出约为3.5万元，加上机关单位的运行开支，8亿基本属于保吃饭的‘刚性支出’，是典型的‘温饱财政’。”万载县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主任曾东升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坦言。
　　“粮食连年丰，GDP和财政收入却不见增长。数据显不出，领导看不到”，这是记者在多省粮食主产区听到农业干部的普遍“心结”。陕西省部分粮食主产县的基层干部无奈地表示，“依靠上级拨款的单一资金渠道，远远不能满足粮食主产区建设的需要。维持‘吃饭’尚且需要‘化缘’，哪里有钱搞建设？”
　　在财力捉襟见肘的同时，由于对经济的拉动效益和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低，在部分传统农区，农业部门沦为事实上的“二线部门”。在各地“招商引资打头、资金项目挂帅”的发展思路下，领导对农业不够重视、施政重点不在农业的现象普遍存在，农业大县急于甩掉“农帽”的冲动难以遏制。
　　“虽是粮食主产省，可现在许多干部是谈工业大半天、谈招商大半天、谈拆迁大半天，谈农业只需一支烟的工夫，主要领导的心思根本不在农业。”中部省份农业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痛心地说。记者翻阅了山东省胶州市、陕西省华县等多个粮食主产地2013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项目”“抓招商”“推进城镇化建设”等字眼频频出现，而涉及农业部分的比重都不大，个别地方对农业工作甚至“一笔带过”。
　　江西省一位地方农业局局长表示，“各级地方政府沉迷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两项可以产生巨量GDP和税收，但普遍轻视农业现代化，因为既不产生税收也不出政绩。现在有种说法，‘一个农业县如果10年后还是农业县，说明领导能力不行，是经济落后和财政穷困的代名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东航表示，当前农业发展存在典型的“中央惠农、地方不顾农”现象，各地普遍推行注重经济总量的考核标准，农业大县无翻身之日，极大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越来越多的三农干部“人心思走”，努力流向工业大县。
　　记者了解到，农业的“隐性产业”特征造成一些地方农业干部“被边缘化”趋势愈发明显。“农业干部吃不开，提拔都是组织干部、人事干部，你看看哪个组织部长、发改委主任没有被提拔，而又有几个农业局长被提拔了？干部一旦被调整到农业部门，基本上意味着退出了领导的视野”。在陕赣鄂等地采访时，多位农口干部都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心声。

　　“背着包袱抓农业，抓了农业包袱重”

　　由于农业较少创造税收，这些地方普遍产业结构单一、财力紧张、发展速度缓慢，陷入了“越抓农业越穷、越穷越无力抓农业”的尴尬之中，农业扶贫开发中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种粮大县大多是财政穷县，这些地方是‘背着包袱抓农业，抓了农业又背包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称。
　　“‘小农水项目’‘清洁工程’‘新农村建设’‘病险水库治理’，这20多个项目基本都要市县两级财政配套，资金压力很大。”江西一位设区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称，以能繁母猪补贴为例，要求各县市配套1000多万，配套比例为20%，“我们的生猪大量外输平抑肉价，为国家作贡献，但本地因为养猪污染了环境，又没有形成价格洼地，也没有税收，还要自己补贴，这公平吗？”
　　“现在是哪里有能力配套，项目就往哪里去。凡是不搞农业的地方都能拿到项目，穷地方反而因为配套不起而拿不到惠农资金，有些项目明明知道很好，但没钱也只能搁置下来。”重庆市农委一位干部说，农业政策性保险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最终都附着在粮食上，并以较低价格从主产区流入主销区。“像一台抽水机，把我们的成果抽走，这是逼着农业大县去搞工业。”
　　素有“鲁南粮仓”之称的山东省郯城县农业局副局长杨寿春表示，基层农技人员普遍存在人员不足、年龄老化、技术断层等问题，但由于财政吃紧，他们的工资和生活待遇长期得不到保障，“乡镇一级的农技员都去干‘副业’了，谁还指导农民种地啊！如果能有那些财政强县经济实力的一半，俺们的农业发展就能再上一个台阶。”
　　记者调研发现，尽管中央每年给农业主产区一定的奖励资金，但由于这些地方财力普遍吃紧，奖补资金大多被放进财政的“笼子”，用于弥补工资奖金等“吃饭”缺口，进不了农业发展“大盘子”。一些地方农业部门负责人就抱怨：“生猪大县有四五百万的奖励资金，粮食生产大县有2000多万元的奖励资金，但这些资金都被发了工资，极少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的再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