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发薛成有的署名文章《如何破解公车改革难题》。文章指出，目前许多大城市均采取尾号限行的办法。对于公车来说，尾号限行并不能减少公车的使用频率，因为公务不能由于尾号限行而停止。单位在配置车辆时也考虑了尾号限行的因素，公车的数量反而因此增加。因此应规定所有公车都不属于尾号限行对象。相对应，公车数量应该减少
1/5。
文章称，公车改革任重道远，举步维艰。如从1998年改革试点算起，至今已有15个年头。尽管各地在试点中设计了很多制度，试行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从公车配备到使用都有一系列制度，而这些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固然在公车改革的复杂性，但与有关方面决心不大，执行力不强有密切关系。严格来讲，公车改革属于中央“八项规定”应有之内涵，为此必须以壮士断臂之决心推进，消除车轮上的腐败。
文章指出，明确公车改革目标。多地公车改革试点之所以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与公车改革目标不明确、不统一有直接关系。公车就是为满足或实现公共利益目的而配置的交通工具。公车改革的目标应该有四个：
一是减少财政负担。
二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公车是巨大的社会公共资源，改革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否则，再完美的制度设计最终会将改革引入死胡同。
三是便于公众监督。如果不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纳入改革目标，必然导致车改无功而返的后果。
四是消除“普遍性”腐败。公车管理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已经成为普遍性腐败，普及程度不亚于“八项规定”以前的公款消费。
文章提出，清晰划定公车范围是公车改革的第一步，只有明确公车范围，才可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所谓“公务用车”，就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实现或完成公共事务过程中使用的交通工具，当前主要为汽车。
同时，必须考虑公车的资金来源。党政机关或其他国家机构，以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等，凡是直接或间接以公共资金购置使用的车辆，均应纳入公车范围。否则，可能会有一些政府部门按标准配车，但其所属事业单位等超标配车，部门领导使用下属单位超标车，达到暗度陈仓目的。
文章称，公车必须要有“公示性”。近年来，一些地方取消党政部门专用的车辆牌照号段，被视为消除公车特权的有效措施。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公车改革角度看，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更大。地方党政机关使用特殊号段，民众至少还能将一部分公车辨别出来。取消特权号段后，公车就把自己混同为老百姓的“社会车辆”。如此一来，反而达到了“大隐隐于市”的效果。现在民众彻底丧失了辨别公车的机会和能力。
因此，彻底的公车改革必须让公车显形，让普通人一看就知道哪辆车是公车。这样才能达到公众监督的目的，便于实现社会监督。让公车显形的方法要比特殊号段更彻底。这就是应设计并规定一种只有公车才可使用的特殊颜色。所有公车一律使用“特权”颜色和特殊标示，应在车辆特定位置标明所在单位。如此一来，如国庆、五一、节假日使用公车就一目了然。公车配备的超标车、豪华车、大排量车就能浮出水面。
文章强调，公车改革要注重效率。一是提高公车的使用效率。公车的所有费用均来自公共财政支出，提高效率是节约资源的主要手段。目前许多大城市均采取尾号限行的办法。对于公车来说，尾号限行并不能减少公车的使用频率，因为公务不能由于尾号限行而停止。单位在配置车辆时也考虑了尾号限行的因素，公车的数量反而因此增加。因此应规定所有公车都不属于尾号限行对象。相对应，公车数量应该减少
1/5。二是公车改革的制度效率。公车改革要便于执行，制度应简洁有效，不可钻入貌似精细实际无法执行的“伪制度”。
文章指出，完善监督机制。公车改革能否成功，还取决于监督机制的完善和监督措施的到位。基于公车的特殊颜色和标示，公众就可以很轻松辨别马路上行驶的任何车辆的“公私”性，媒体和网民就可以“关注”公车使用。公车的特殊颜色和标示，还便于纪检监察部门对于正常上班时间外行驶的公车进行监督。在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安装“天网”等监控系统的情况下，纪检监察部门只要接入公安交通管理系统，就可以在办公室随时监督公车的违纪使用，并以充分证据处理违反规定的责任人。各地纪检部门对本地区发现的外地公务车，随时向其当地纪检部门传递信息，即可杜绝公车在外地被私用现象。
文章提出，要让公车违纪使用者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所有公车发生交通事故，一律应上报纪检监察、财政等部门审核法律责任。在纪检部门网站专门设立公车网页，公车发生的所有交通事故一律公开。非正常上班时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凡不属于公务范围的，公车内人员伤亡民事责任一律自行承担；如车内所载人员为本单位的，由车内领导承担；如车内人员非单位职工，由乘坐人和驾驶者自行承担。非公务交通事故人员伤亡，不能以所谓“因公殉职”等理由享受因公伤亡待遇。事故造成对方伤亡责任的，由保险公司赔偿后，由纪检、财政部门向私自使用公车的当事人追缴后上交国库。
文章最后强调，以上建议，如采纳入相关法律法规发布并严格执行，公车改革难题或可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