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乃育/绘

　　在河南、安徽、陕西、重庆四省市传统农区，《经济参考报》记者最近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先后采访多位种粮大户，倾听他们种粮的酸甜苦辣。种粮大户们反映，由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滞后，种粮大户农技、农机、植保、市场信息服务等都需“自操自办”，甚至“大包大揽”；同时“非粮”流转成为带动地租上涨的新因素，挤压了种粮利润；此外农民种粮资金紧缺，有人甚至靠高利贷租地，增加了种粮风险。

　　“如果有专业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速，各地种粮大户不断涌现，但与之相配套的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使不少种粮大户不得不“自操自办”，甚至患上“大包大揽症”。

　　“种地一年利润也就五六十万元，如果专业组织能提供低成本服务，我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设备？”谈到自己花70多万元买30多台农机种地的事，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种粮大户何世素话语中透着无奈，“要提高种粮效率，关键靠机械化，但县里农机合作社规模太小，花钱也买不来服务。”
　　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介绍，彭水县耕地面积超过70万亩，2012年种粮大户增长到118户，而目前县里只有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具只有15台。“10家大户才能平分一台农机，能搞出啥服务？”
　　在河南农区，种粮大户也面临类似难题。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流转了3000多亩地种高粱。他说：“高粱种植对播种技术、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岁以上的闲散劳力，很多人不会使用农机具，药物配比、机械喷洒掌握得也不精准，农药残留经常超标。”为解决高粱植保难题，柳学友不得不自己组织20多人的植保劳务队，育苗、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归仓，“环环不落”。
　　同时，随着农业市场化不断发展，种粮大户对专业服务需求正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服务向资金、信息、加工、运输等综合性服务扩展。相比于农机、植保等产中社会化服务，产前、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更显薄弱。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马宣寨村农民王福军流转了1700亩地，年产粮超过300万斤。王福军说：“大户种粮最关心的是粮食收储、供求、粮价走势预测等专业市场信息。但现在这块服务基本还是空白。”
　　除了农机服务、统防统治外，部分种粮大户还渴望得到承包经营前期的综合指导服务，如土壤改造、地块整治、经营前景评估等，目前许多传统农区没有社会化服务组织能满足这些需求。

　　“土地租金被‘非粮’农地抬高，种粮更没赚头”

　　采访中不少种粮大户反映，近年来，劳动力、物价成本推涨地租的同时，蔬菜、瓜果、花卉等“非粮”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地租价格抬升，“价格辐射”效应显现，挤压了种粮农民利润。

　　河南省滑县留固镇留固村农民耿爱丽从2006年起就包地种粮。“前几年镇里‘非粮’流转土地比较少，种粮大户租地容易，地租也较低。”耿爱丽说，2010年以来，留固镇平均每年增加10多家种菜、种瓜大户，每家面积都在300亩以上，地租可以出到1100至1200元/亩。种粮利润薄，地租出到1000元，就基本没钱赚啦，咋跟种菜的比？
　　在离耿爱丽流转地不到2公里的大辛庄村华丰果蔬专业合作社，去年承接了1200多亩流转土地种甜瓜、蔬菜，地租价格为1200元/亩。由于价格高，周边不少农民都愿把土地流转出来，合作社今年准备把面积再扩大3000亩。耿爱丽说：“最近不少农民都来找我，说要么终止流转合同，把地转给华丰合作社，要么你就自己抬价！”
　　在河南滑县、武陟县、安徽界首市等地农区，地租成本一般占到大户种地投入的一半左右，地租价格提高，明显挤压了农民种粮利润。安徽省界首市光武镇种粮大户齐岗说：“种粮一年赶不上种菜一月，粮食一亩地年均纯收也就1000元不到。如果土地租金被‘非粮’农地抬高两三百元，种粮就更没赚头啦。”
　　与此同时，在一些“非粮”流转较多、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的地区，还出现种粮大户和“非粮”大户“争地”的苗头。例如，在安徽阜南县柳沟镇大徐村小麦专业合作社流转了近5000亩地，近几年粮食收购价上涨较快，合作社效益比较好，今年曾准备再扩大800亩土地。但合作社社长徐猛说，现在不少“非粮”流转农户也想扩大规模，我们往往争不过。“捡”些零散土地种粮，还要靠村干部一家一户“撮合”。
　　不少种粮大户担心，由于种粮收入与“非粮”流转收益差距较大，随着农村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非粮”流转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将会对农民种粮收益和生产积极性构成很大压力。
　　据重庆市农委统计，目前重庆大户种粮土地85%以上依靠流转，年均地租成本已有400多元，而种粮大户每年亩均纯收益只有200元左右，远低于“非粮”流转收益。
　　“为鼓励农民种粮，虽然国家也有种粮直补、良种补贴等扶持政策，但资金主要补到了承包户农户头上，流转土地规模种粮的大户难以享受国家补贴。”安徽省界首市农委主任吕森认为，近年来不少地方提出发展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对蔬菜、水果、花卉等扶持力度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种粮比较效益进一步下降。
　　而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流转支持政策趋于“一样化”，甚至部分经济作物补贴还要高于粮食，更不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例如，在重庆一些区县，柑橘规模种植的优惠政策比种粮还多：柑橘每亩不仅可以获得500元财政补贴，还能获得每亩250元的种苗补助，远高于种粮补贴标准。

　　“种粮患上‘缺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

　　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种粮大户资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为了种粮，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

　　从2009年起，重庆永川朱沱镇农民梁自然转包了1万多亩土地种粮，每年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种粮3年多，梁自然天天为钱发愁，一半以上的精力都是在跑银行申请贷款，却一无所获。2012年，由于种粮资金链断裂，梁自然最终破产，流转的土地不少已经荒芜。
　　“以前包三四十亩地，资金投入不多，还可以自己解决。但现在我的土地转包面积已超过1200亩，每年投入接近150万元，种粮已经患上了‘缺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芦村村农民王明杰说：“到信用社贷款很难，农民没有抵押物，没人给你贷款。”去年王明杰为了种粮，找遍10多家亲戚，东拼西凑才凑齐40多万元，最大的一户借了10万元，其余两三万元不等，每家每户都要挨个打欠条、签字盖章。
　　重庆江津区石蟆镇种粮大户陈立群去年种地赚了10万元，高利贷利息就还了3万多元。即便高利贷“吞噬”了大量利润，他还是说，跑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只能贷到两三万元，“程序还很繁琐”，完全是“杯水车薪”。要解决资金困难，找民间高利贷是唯一办法。
　　不少种粮大户担忧，高利贷种地蕴含很大风险：资金投入过大，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种粮大户多年积累可能一夜之间“血本无归”。还不上高利贷，则很有可能成为“压倒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信贷项目风险高，不可预见性大，这与商业银行资产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需求产生矛盾。陕西省泾阳县中张镇西王村种粮大户张高民苦笑着说：“我去银行贷款，银行的人说，种个地贷什么款！”
　　针对高利贷种地的难题，不少种粮大户建议，应对农民生产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财政贴息，从而刺激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同时，从惠农、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农民种粮应当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国家可给予银行贴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