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城镇化率超过50%,中国进入“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在过去30年里,城镇化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功不可没。如今,已经进入“第二季”的城镇化背负着让部分农民变成市民,带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升级的重要使命。但是,在城市规模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城市不顾自身实际,盲目扩张,导致乱象丛生。
城市发展“口号泛滥”
“城市的定位和目标都太离谱,好大喜功,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泛滥。截至目前,中国有655个城市提出来要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规划标准高,投资规模大。生态城、智慧城、科技城、现代城、国际一流、世界领先之类的口号,比比皆是。”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10月19日在2013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市长论坛上表示,为了GDP发展,政绩和财政等多重原因,我国城市的面积正以脱离现实的规模在扩张。
据悉,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中国城市的建筑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18万平方公里,增加78.3%,到2010年城市建筑面积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再度增加85%。与此同时,城市传统建筑、传统街区和街道正遭受毁灭性打击。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30年来,全国消失了4万多件文物,一半以上是各类传统建筑。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中国每一天会有80到100个自然村庄因城镇扩张而消失。
“中国最近二三十年的城市越来越漂亮了,但是也越来越没有特色了。无论走到那个城市,全是清一色的大广场,中央商务区等,当然还少不了麦当劳和肯德基。”乔润令认为,我国目前的城市建设,欧洲风情大行其道,到处都是克隆和模仿。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是中国城市以往发展当中最大的败笔。
大量的豪华城市建设以后,反而抬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最后形成了中国式“鬼城”和“空城”。
应鼓励差别化发展
乔润令的观点很多专家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鼓励差别化发展,要从外延扩张转移到内涵发展,要将“土地的城镇化”转换成“人的城镇化”。
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表示,无数的案例已经说明,一味追逐发展城市规模并不可取。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需从自身优势出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鼓励差别化发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杨保军表示,我国真正适合建城市的土地不到20%,其他的都是不适合发展工业化的地区。如果强行的推工业化会付出很严重的生态代价。他说,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走的是农村主导下的非城市化工业化道路,此后30年是走的是城市主导下的资本城镇化道路。而未来30年,我国应该寻找一条城乡一体,平等、共享、互补的城市化道路。因此,把城市的发展跟乡村结合起来,农村土地要先确权,再限权,根据规划引导来建设,同时完善城乡空间的税收调节机制。
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表示,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国在土地城市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人口城镇化方面,却非常失败。理论上,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实际上却并没有那么高。
赵燕菁认为,人口城镇化的失败,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国尚未解决教育和住房两大问题。教育方面,因为农村人口教育始终和城市市场的实际需求脱节,最终导致农民融不入城市生活;住房方面,则是因为城市的住房门槛对于农民太高。
乔润令表示,建设紧凑型机制可能是我国下一步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因为人口原因,美国式的分散性城镇化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另外,新的城市发展一定要外延扩张转移到内涵发展,
要防止大拆大建,保护好古城古镇的历史。要做到这点,则需要改变我国城市发展的管理方式和考核标准。
大力提升产业支撑能力
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缺乏产业支撑的问题。
李毅中表示,要实现新型城镇化,需要大力提升产业支撑能力。有关专家做过测算,到2020年,工业增加值需要达到现有的一倍以上,才能保证城镇化的正常开展。
据悉,目前我国有各类产业开发区1568家,其他各类工业区近万家。我国在产业集聚,升级换代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城市面貌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改变。然而,集聚式的城镇化产业却有着数量过多、结构趋同、水平偏低等多重问题。
李毅中认为,要淘汰落后产能,对产业进行转型升级,要统筹考虑城市布局、人口、交通、服务、绿化等因素。产业园区的设置要纳入城市的初始规划,不能先发展城市再考虑产业,不然城市发展会失衡。
另外,作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的突破口,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当下我国的一股风潮。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十二五”期间投资规模将达1.1万亿元。李毅中建议,以后应将通讯基础设施纳入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