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举世震惊，这是中华民族在历经百年屈辱之后创造的辉煌伟业。但很少有人知道，王淦昌、邓稼先、于敏、朱光亚这些彪炳史册的“两弹元勋”，曾经长期工作、生活在中国西南腹地的一座中等城市——四川绵阳。这里是我国唯一座国家科技城，坐落着“两弹摇篮”、亚洲最大跨声速风洞等一大批骨干国防科研力量。十三年来，科技城依托当地国防科研资源优势，大胆创新，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模式、富国强军战略趟出了一条新路。

　　解开神秘面纱　老军工基地肩负新使命

　　作为我国最早的军工基地之一，早在“一五”期间，国家就已将长虹、九州、华丰等一批大型骨干军工企业部署在绵阳。“三线建设”期间，被誉为“两弹摇篮”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发展与研究中心、航空涡轮研究院等一批国防重点科研院所也相继入驻。然而，国防军工的保密性使得这批宝贵资源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科研、管理和后勤保障自成体系，与地方经济如同两条平行线。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后，绵阳依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绵国防军工单位遭遇改革“阵痛”：订单大幅减少、发展步履维艰。
　　生存成为改革的最大动力。1978年长虹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标志着在绵国防军工单位迈出了转型发展的第一步。此后，随着国家对“三线企业”管理体制调整，绵阳迎来了军工企业转型快速发展期，长虹、九洲等一批企业通过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全国“军转民”的代表。
　　但与绵阳拥有的巨大国防科研资源相比，转化为经济推动力的仅仅是冰山一角。“空守宝山而不可得”，这是留在许多老绵阳人心中深刻的印象。
　　20世纪末期，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国防军事的核心科技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老军工基地的绵阳有着大批国防科研顶尖人才，需要他们为中国国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2000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到绵阳，正式宣布启动国家科技城战略。在接下来的“十一五”、“十二五”以及其他的国家级规划中，都反复对绵阳科技城建设提出要求，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也专门提出，要加快绵阳科技城建设步伐。
　　2012年，绵阳市实现GDP1300多亿元，若论规模，可能还比不上沿海一个县；若论科研实力、产业规模，也远远无法同北上广等发达城市相比；论各方面的综合优势，成都似乎也远在绵阳之上。
　　但是，中国唯一一座“国家科技城”为何由这座内陆非省会城市来承担？在全国众多的高新区、创新区中，绵阳科技城肩负怎样与众不同的使命？
　　绵阳市委书记罗强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们与天津滨海、上海浦东、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等国家级新区不同，后者定位在全面开放开发，讲求规模经济，而绵阳科技城不是单纯追求GDP，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即使同在科技领域，绵阳科技城也与上海张江、武汉东湖等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有着重大不同：绵阳科技城拥有雄厚的国防科研实力，这一点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替代的。

　　四路并进　军民融合初显雏形

　　依托区域内大批骨干国防科研院所、军工企业，绵阳科技城在13年的建设、探索中，初步探索出“院所自转”、　“院企联合”、“军工自转”、“民企参军”等四种主要发展模式，军民融合发展的模式初见雏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了将一项从俄罗斯引进的技术工程化，科研人员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攻关。基于这项技术成立的“利尔化学”公司甚至到了“举债攻关”的地步。
　　苦干加上巧干，终于难关攻破，“利尔化学”也成为中物院下属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并成功打破国际垄断，成为全球第二大吡啶类原药供应商，在此基础上生产的低毒、低残留、高效农药广泛用于欧美国家农业。
　　目前，中物院在军转民领域已拥有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5个，全院大力推进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和技术孵化平台建设，以中小科技型企业为代表，参控股企业发展到100家。以中物院为代表的“院所自转”模式，成为科技城重要的创新引擎。不仅如此，中物院和绵阳大型军工企业九洲集团联合组建的四川九九瑞迪数字成像有限公司，成为科技城“院企联合”模式的成功典范。
　　很少有人知道，我国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以及“嫦娥一号”探月工程，背后都有绵阳科技城骨干企业——四川长虹的身影。长虹先后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配套了9大系列、1400多个规格、5万多只电连接器，配套涉及各个系统。目前，长虹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电连接器科研生产基地，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实际上，拥有深厚军工底蕴的长虹，正是绵阳“军工自转”第一个“吃螃蟹者”。源自军工产品的可靠性技术被长虹广泛应用在民品上，成立了中国家电行业唯一一个可靠性技术研究所，使得平板电视返修率降低了60%以上，并获得2012年工信部授予的家电行业全国唯一一个质量标杆。
　　与中物院、长虹等绵阳科技城的“巨头”和“龙头”相比，绵阳岷山集团是当地一家规模小得多的民营企业，但他们却敢于投入千万元资金研发高性能“无人靶机”，成为科技城“民企参军”的“急先锋”。
　　对此岷山集团董事长燕泽山有着自己的理解：“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无人靶机还相当落后。欧美国家在高性能无人靶机方面一直对我国实行封锁。我们身处科技城，技术优势得天独厚，国家近年来又逐步放开军工制造范围，企业希望通过自己研发，打破这种局面。”

　　创新活力释放，瓶颈仍待突破

　　十三载军民融合探索，为绵阳科技城带来的最大变化，正是创新。10年前，绵阳所有科研单位一年的实验次数仅为3万次，如今已经达到30万次。科技城往昔一片荒芜的土地被林立的研发楼、厂房替代，平均每3天，就有一项专利在这里得到转化。
　　一切为创新服务。在军民融合的探索中，科技城逐步形成了部、省、市三个层面的机制创新。国务院成立18个部委组成的绵阳国家科技城建设部际协调小组，科技城自身难以解决的重大难题直接提交小组会议研究解决。
　　四川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将19项管理权限下放至科技城，行政审批项目由1243项减少到323项，砍减了74%，行政审批效率提高了68%。2012年，绵阳市为鼓励科技创新成立的各类担保、补助资金达3.3亿元，今年上半年绵阳市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超过一倍以上。
　　经过多年努力，科技城通过军民融合极大地激发了创新活力，但与本身拥有的科技资源相比，潜力还远远未得到充分挖掘。四川科莱电梯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下属研究所创办最早的军转民企业之一。总经理余海跃说：“我们每年都会给所里上缴部分盈利，但是怎么分配谁也不敢定，只能全部上交。真正推动技术转化的，得不到应有报酬，长此以往，很难调动各方积极性。”
　　记者发现，绵阳科技城中央级事业单位和国防科研院所较多，按照现行体制，未经国家批准或者主管部委同意，不能自行处置科技成果，也不能通过股权、分红等形式参与利益分享。大量国防科研院所和人员缺乏从事民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大批科技成果被闲置，但他们的管理权限又不在省市一级，地方改革难以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