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地理位置在上海，上海自贸区却仍是“国字头”战略。
　　自贸区是典型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开放模式，也注定了在开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央各部委必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未来自贸区负面清单的调整将会是不断地加减法。”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陈波9月30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事实上，不仅是负面清单，和许多政策形成过程一样，整个自贸区方案的形成和推动过程都是一个各方不断博弈的过程。

　　生产力学会首提概念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揭牌仪式上，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不来自中央部委，也非上海方面的官员。他叫王茂林，来自中国生产力学会。
　　王茂林曾任湖南省委书记，2009年曾到上海进行“建立上海自贸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课题调研，并通过生产力学会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正式提出了上海自贸区的概念。
　　事实上，当时对于这一建议，各部委的态度并不一致。一位区域经济研究者向本报分析，对上海自贸区态度不一致的原因是在金融危机后在对外开放的话题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一种观点是，正是由于中国在某些领域没有完全放开，因此在经历东南亚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时，国内受到的冲击较小。而另外一种思路则是目前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使得中国必须作出建立自贸区的选择。
　　或许因为此，上海方面对自贸区的推进长时间未有明确表态。在此期间，上海不断有学者提出在浦东尝试开放。2011年4月，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上海综保区管委会主任的杨雄表示，上海综保区要积极探索向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转型升级。
　　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的人士透露，在此之后，上海方面一直在做努力，到了2012年年底，当时的中央高层对自贸区的项目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表态。
　　在2013年初的上海市“两会”上，上海官方提出“浦东将试点建设自由贸易园区”，并将这句话写入了2013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在春节后，也有浦东新区高层在公开场合证实上海建设自贸区已获高层领导支持的消息。
　　而这一切最终随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上海考察和讲话而明朗化。3月底李克强在履新总理后第一次调研考察的目的地就是上海，并在上海的调研中明确提出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
　　据了解，当时李总理对上海自贸区建立的时间节点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
　　在李克强离开上海后，上海市政府即开始了调研和方案制定的过程。

　　税收优惠条款被删

　　本报获得的一份关于上海牵头进行自贸区调研和方案制定的情况汇报材料显示，4月11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和市长杨雄就向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进行了专题汇报，并与国家有关部委进行沟通。此后，副市长艾宝俊就召集上海16个相关部门进行推动，并成立了市级层面的工作推进小组以及1个总体组和13个专题组，负责制定总体方案。
　　5月2日，上海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召集36个市相关部门和中央在沪单位参加会议。此后，逐步形成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等领域的试点内容。
　　5月份的上海颇为繁忙，上述情况汇报称，在制定总体方案过程中，上海方面曾多次与国家有关部门进行沟通衔接，并向国务院层面的领导进行专题汇报。
　　5月29日，商务部正式发函征求25个相关部委意见。至6月底，各部委都已书面反馈了修改意见。这其中包括63处修改意见。
　　而在此后的沟通中，一些问题上的意见趋于一致，但仍有12项意见存在较大分歧，这其中还包括部委之间对于投资领域开放的分歧。
　　这其中，外界颇为关注的税收政策曾一度以“对注册在区内符合条件的专业从事境外股权投资的企业，参照技术先进性服务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表述出现在方案中，而最终却未能进入公布的总体方案。
　　与此类似的还有对从事离岸业务的企业的税收优惠。
　　对于这些修改，一位参与方案设计的学者分析，所得税优惠并不属于多边或者双边贸易谈判的内容，并且在自贸区内实行税收优惠容易造成政策洼地，也并不符合自贸区内改革的初衷。
　　而原有的“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也最终被修改为“一线放开”。对于期货市场非常关注的“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在试验区内指定或设立商品期货的交割仓库”，被征求意见的部委给出的处理意见是“不采纳”，最终这一条款没有进入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之中。
　　这些处理意见直接影响了在自贸区内实行的负面清单内容，还有文物拍卖开放一项，也因未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而被列入了负面清单之中。
　　陈波认为，未来负面清单的调整过程中，依然是要进行加减法，“但始终是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无论如何，改革的过程需要的是勇气和智慧。”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的人士如此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