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天津市26日召开的“深化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上获悉，天津市决定撤销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的工委和管委会，由滨海新区直管街镇。此轮行政体制改革仅涉及到的厅局级干部就有51人之多。
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滨海新区率先开始减少行政层级，探索“省直管县”行政管理模式，正式开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幕，此轮改革的规模在中国其它地区是前所未有的。
在26日上午的会议上，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尹德明宣布，天津市撤销了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的工委和管委会，由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各个街镇的工作。为此，滨海新区将分别设置街镇工作委员会、街镇委员会，两委员会今后合署办公，协调指导街镇工作。
据悉，滨海新区此次改革主要有五个方面：撤销塘、汉、大三个城区，提升街道，功能区整合，优化行政审批体制，修订滨海新区条例，其中前三项工作在大会后马上实施。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此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仅涉及到的厅局级干部就有51人之多。原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的工委、管委会撤销后，领导干部原有职务全部免除，天津市对三区51名局级干部分别作了妥善安排。其中，担任滨海新区区级领导有10人，此外部分干部交流到天津市或其他区县任职，部分干部享受正局级非领导职务或保留局级待遇临近退休。
“滨海新区此次改革对中国其他省市深化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家发改委国土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说，滨海新区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涉及部门之广、人员之多、利益之复杂、规模之大，在中国其他地区是前所未有的。
业内专家表示，在行政级别上，滨海新区是副省级市，撤销的三个区都是正厅级，因此天津此次改革可以视作是对行政管理体制上“省直管县”模式的探索。事实上，“省直管县”这一概念在我国已存在多年，不过更多是财政意义而非行政构架，旨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保专款专用，防止层层揩油，便于县里组织经济活动。比如说，目前东北三省特别是吉林省，几乎全部实行了财政“省直管县”，而在行政机构上，依然保留市一级。
专家称，行政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撑，滨海新区的行政体制改革，将释放更多经济发展活力，同时也为今后新区在金融中心建设等经济领域的创新“铺路”。
“这对滨海新区今后的发展是一个重大利好，不亚于自贸区这样的政策落地，甚至效果更好，”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说，“上海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刺激，而滨海新区此次改革则是注重修炼内功，通过改革，解决传统体制对经济活力的束缚。从长远看，对该区域内生吸引力的构建更强”。
据了解，天津于2009年开始了第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滨海新区行政区并组建了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其中就包括组建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的工委和管委会。
“2009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解决了整合三区资源、功能区重点突破的问题，适应了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初期的要求，保证了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的开发建设。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周立群说，最突出的表现是部分功能区的“单极”突破与新区的全面、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形成了矛盾。
据介绍，滨海新区过去的发展目标是做大经济总量和提升速度，如今随着主要产业的逐步成熟和做大，新区需要进一步协调各支柱产业之间的关系、各个功能区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和生态环境、民生、服务业的关系，而原有的行政体制改革并不彻底，仍有一些尚未理清的问题，如天津开发区等功能区仍未改变天津市政府派出机构的身份，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的管委会某种程度上仍是滨海新区的二级政府，各个功能区承担的功能是分立的，显然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加上原有的行政体制架构在发展过程中效率逐渐降低，“必须注入新动力，不改不行。”周立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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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体制条块分割矛盾诸多
首轮行政体制改革仍未彻底
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但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与深圳和浦东不同，这个区域不是“白纸画画、平地起楼”，而是整体开发。深圳与浦东的体制相对“单纯”，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则更为复杂。起初滨海新区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３个正厅局级行政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港区３个功能区，以及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区域，近年来，功能区更是拓展为９个。２２７０平方公里面积内，“大区”套“小”区，“区”中有“区”。
多位专家表示，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逐步推进，行政体制条块分割产生了诸多矛盾。首先是规划难以统一实施，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总体规划由天津市审批，控制性详规由各区自行审批，项目和土地按权限分别由市主管部门和各区审批，缺乏与新区整体规划的衔接。其次是产业集聚效应难以实现，功能区与行政区的职能分工交叉，各区域相互独立，大而全、小而全、各自为政，不同程度存在重复建设和产业雷同。再次是各功能区、行政区的经济政策和审批权限不统一，招商引资无序竞争。功能区拥有财力优势，但不掌握土地等要素；行政区拥有土地资源，但缺乏财力支撑，造成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影响整体竞争力。
天津把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头等要务。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国务院批复了天津市报送的《关于调整天津市部分行政区划的请示》，滨海新区首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帷幕。
天津市副市长、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说，２００９年启动的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达到了三方面效果，一是构建了精简高效的管理机构。撤销了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撤销了塘沽、汉沽、大港行政区，建立滨海新区行政区，区委设立６个机构，政府机关只有１９个职能部门，完全是一种大部制体制，相应的领导职数和行政编制也大幅减少。二是组建了两类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一类是城区管理机构，成立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的工委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社会管理职能，保留经济管理职能；另一类是功能区管理机构，成立九个功能区党组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经济发展职能。形成了整体推进、重点聚焦、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三是探索了“新区的事在新区办”的运行机制。
第一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滨海新区带来了第一次腾飞，新区过去３年在管理体制、金融、涉外经济、土地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地区生产总值从２０１０年的５０３０亿元，到２０１１年的６２０６．８７亿元，再到２０１２年的７２０５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２０％以上，连续３年跨越一个千亿台阶，以五分之一面积的土地占据天津全市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
但今年２月２５日，在天津市进一步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动员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市委书记孙春兰分析了滨海新区开发面临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面临着做大总量和提高质量的双重任务、双重压力；二是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经济低迷成为全球的新常态，市场需求成为全球竞争最稀缺的资源，新区能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对实现更长时间、更好质量的发展至关重要；三是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土地、劳动力成本不可逆转地上升，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四是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新区节能减排的压力越来越大；五是新一轮产业由沿海向内地转移趋势明显，政策呈现趋同化，区域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六是新区与中央要求相比自身存在不少差距，综合实力还不够强，创新力度还不够大，一些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孙春兰指出，滨海新区要实现更大的发展，根本出路在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动力、活力，就不能发展、不能前进。
多位专家均认为，在中国步入改革深水区、深层次体制矛盾日益凸显的形势下，滨海新区必须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以获得持续性的整体发展优势。其中尤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这一改革快速推进，滨海新区其他改革将有望摆脱体制束缚迅速跟进，释放巨大的潜能。
国家发改委国土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说，滨海新区２００９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明确，即塘沽、汉沽、大港三区行政一体化，三个行政区成了城区工委管委会，但人员还是保留了原来的体系，编制、职务等没有减少，各区的工资待遇也没有拉平。“改革实际上是走了半步，没有根本性的体制变革”。
专家认为，新一轮改革改革是真正的区域行政一体化。如塘沽是滨海新区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集聚了很多要素，实力很雄厚，而大港以重化工业为主，干部待遇、财政支出很宽裕，汉沽则以生态、渔业、旅游为主，很多项目不仅不能落地，原来的项目还要搬迁，财政收入受到极大影响，干部待遇很低。这就形成了悖论，搞工业的待遇就好，极不平等。如今为滨海新区工作的工作人员待遇有望拉平，老百姓的民生支出也拉平，有利于真正形成滨海新区的人气和文化。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刚说，此次改革有利于滨海新区产业、基础建设等整体规划的一体化、管理的一体化。滨海新区面积很大，有生态区、工业区、农业区，必须有统一的规划、行政的一体化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