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被看作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发展红利和增长引擎。然而，经过此前30多年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城乡矛盾突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需求拉动不足等诸多难题。专家认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以转变过去低成本扩张的“半城镇化”发展模式，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增长源泉。

　　“半城镇化”模式困境重重

　　今年春节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再现“用工荒”，用工成本不断上升，这已经成为近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以来绝对数量第一次出现下降。
　　城镇化所创造的“人口红利”，这一过去30多年来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正在逐步消失。较早提出中国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学者、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2003至2011年期间，农民工工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12%，并且呈现逐年加速的趋势，这个增长速度符合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城镇化”长期滞后，1.6亿外出农民工进入城市却没有获得市民身份，劳动力流动和聚集的潜力日益受到制约，被形容为“半城镇化”。
　　蔡昉认为，没有城市户籍、未能均等地获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农民工，已经是城镇就业的主体。作为劳动力供给主体的农民工，尚未能够充分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一旦撤离劳动力市场，必然给中国经济整体带来风险，甚至诱发社会风险。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一些企业用工短期化、功利化倾向加重，对劳动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缺少长期的人力资源规划和储备，缺乏人文关怀；年轻员工没有正常的向上流动渠道，对自身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职工对企业也缺乏必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大量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这样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大规模农民工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造成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三留守”人口的巨大的社会代价。
　　“目前工业化快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模式会导致发展失衡，带来突出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际刚认为，土地、能源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缺乏包容性，会增加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增加产业发展的成本、加剧产业发展不协调等，最终波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至国家工业化进程。
　　“半城镇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正是“人的城镇化”。虽然各地在当前加速推进城镇化的阶段，仍然存在着“重物轻人”的倾向，但新型城镇化正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表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

　　“新型城镇化”是创新源泉

　　如果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过去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将发生根本变化。分析人士认为，“人的城镇化”通过人的聚集，实现知识的聚集，从而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率，这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蔡昉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国际经验教训表明，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迅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入依赖型向生产率提高型转变，核心是加快创新步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城市化产生的创意集聚效应和资源集约使用等优势，无疑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可以产生多种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社会分工效应、节省交易成本、技术溢出效应、启发和激发创新等。
　　通过推动“人的城镇化”，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素质也将逐步提升。魏际刚认为，农民市民化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优化城市人口结构。如新市民通过享受基本医疗保障服务提升健康素质，通过获得教育和培训机会提升技能，青年农村劳动力市民化使城市老龄化程度降低，这些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
　　当然，城镇化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也是明显的，这将加快我国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蔡昉认为，在农民工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市民之前，由于他们的终身收入流缺乏稳定性，其消费充满了后顾之忧，并不能成为像城镇居民一样的正常消费者。可以预期的是，市民化必然会进一步增强农业转移劳动力的收入稳定性，扩大其劳动参与率，收入增长也是自然而然的，这将大幅度地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预计，未来1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从消费需求看，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3.3：1，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
　　对于拉动投资的作用，辜胜阻分析称，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社会消费总水平可以从现在的10万亿级上升到20万亿级，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会维持20年。
　　迟福林认为，加快投资转型，重点在于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使投资增长能够反映人口城镇化发展转型与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方向和客观趋势。中国已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上，将会起到多方面的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