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北仙桃西流河镇的周滩村，本应是稻花飘香、荷花争艳的美景时节，村民周学斌却愁得很：今年元月份要收鱼的时候，碰上了上游企业大量排污，污水溢进了鱼塘，把鱼都毒死了。今年夏天干旱，温度很高，被污染的河水出现蓝藻，鱼儿又翻塘了。
    由于上游工业园排污，西流河镇的河里沟里长满了水藻、水葫芦。“一到夏天气温升高，这些东西发疯般地长。”村民们告诉记者，西流河镇内建有仙桃市化工产业园，其上游还有邻市潜江的经济发开发区，都是以化工业为主的产业。
    半月谈记者在潜江经济开发区附近村子看到，农民的房前依然是菜园子，房后仍然是池塘子，站在堂屋里就能看到广袤的绿色田园，但是空气里充满了呛人的氨气，紧闭窗户的床单上仍有黑灰，绿色的菜叶上落满了煤灰……一些村民不得不搬离家园，村子也成了当地有名的上访村，村民多次跟厂方及当地相关部门发生冲突。
    化工企业扎堆涌入中西部地区，也把污染带到了乡村。在陕西商洛市商州区贺嘴头村，造纸厂、酒精厂、金属化工厂挤在一个村子里，河水被造纸厂染红了，吃的地下水变浑了，多年的环境恶化还使得当地成了有名的“癌症村”。

    多重原因致污染转移

    在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过程中，对生态环保要求高的地区必然容不下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些产能转而进入门槛低、监管弱的地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挤出效应”。
    华中科技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一些存在污染隐患的项目进不了大城市，就去小城市，进不了小城市就下乡镇。这种工业污染“梯级转移”的行为亟须引起警示。
    农村污染上访案频发的事实告诉人们，近几年落户小县城、小乡镇的企业仍然重复着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透支“环境红利”，换取GDP的增长，将来再回过头治理污染。
    湖北社科院冯桂林研究员表示，这里面首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强烈，而吸取教训的动力不足。工业化仍然是地方GDP的主要贡献者，如果提高环境进入门槛，那么招商项目就到别的地方为竞争者作贡献了。在小县城、乡镇、农村群众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尚不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倾向于对一些偷排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次，投入环保措施，增加经营成本，企业动力也不足。政府对于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往往只有“口头表扬”，没有实际的支持。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竞争规则下，企业环保投入动力不足。
    第三，农村监管薄弱，甚至存在盲区。贺雪峰表示，目前与农村环保相关的环保、水利、国土、农业等部门都在城市，农村还没有这样的监管机构常驻。这样导致农村仍然是“污染—上报—监督”的事后监督模式，很难对这些工业园区或者工矿企业形成常态化的监管。“少了平常的威慑，挠个痒痒式的处罚更打折扣。”

    完善监管体制，提升问责级别

    冯桂林表示，环保违法成本低，要加强环保违法关联处罚，即追究相关政府领导，包括地方政府一把手的连带责任。比如，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如果后来涉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那么当初负责引进项目、项目监管的相关领导和一把手，都应进行法律问责，而不光是影响他们的业绩考核。
    “很多污染项目上马，背后真正的推手是一些政府官员，所以必须对党委和政府设置环保高压线。企业有多大责任，官员就要负多大责任。”冯桂林说，只有把项目落户涉及的企业和政府官员都纳入问责机制，才能堵住污染漏洞。
    另外，完善工业项目审批机制，改变以往政府一家说了算的现象。冯桂林建议，引入第三方机构，由当地民众组成的代表一起对项目进行评审，要关注企业有没有解决污染的能力和技术，有就可以放行，没有就拒之门外。
    与此同时，加大对环保型企业的鼓励和支持力度，加强对农村地区环保监管。对于中西部地区调结构、转方式的环保型企业、环保新技术、新项目，应当加大支持力度。贺雪峰说，保护环境不应该有城乡差别。在资金和环保投入都集中在城市的时候，农村环保更应该引起关注，要向发展薄弱的农村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