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为代表的学者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呼声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极大关注，而中国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各有关部门也正试图从中探索出新的发展之路。
　　9月10日，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主办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峰论坛”上，国内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积极思考，发展现代能源体系，走两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王玉锁：建立优势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

　　“人人开发能源、人人控制能源、人人享有能源、人人获益能源，人人成为能源的主人……数以万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这就好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信息一样。”
　　在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看来，美国趋势学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描绘的这一宏伟蓝图，或许可以通过建立与发展可再生能源相对应的优势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在论坛上，他提出在“现代能源体系”下，能源结构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化石能源为辅；供应模式以分布式能源为主，集中式为辅；用能方式是以需求为导向，供需互动，有序配置。
　　新奥集团创建于1989年，在1993年率先进入了城市燃气行业；10年后，王玉锁及其团队通过对中国未来能源格局的判断与思考，进军清洁能源行业，随后相继涉足了煤炭的清洁利用、太阳能以及包括生物质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如今，新奥正将自身多项技术创新串联，开始为客户提供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血液，为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众所周知，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体系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以中国为例，多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占到我国60%以上的能源份额，带来了大量的污染。而且能源的生产端基本都在西部，消费端却集中在东部，这就带来了能源大量输配的问题。
　　此外，峰谷差日益加大，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中国总装机容量是11.2亿千瓦，但是其中有1.48亿为调峰而用，“这就使我们的装备基本上有15%是不产生直接效益的，这一问题随着我国用能结构的变化会越来越突出。当然，中国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进口能源的依赖度越来越大，现在石油大概有58%-60%是靠进口的。”王玉锁称。
　　与此同时，由于建立在传统能源体系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同样阻碍重重，尤其在上网方面。据介绍，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接入电网系统，进一步加剧调峰难度，恶化系统安全，增加系统成本。在此之下，弃风弃光严重，设备利用效率低下，可再生能源产业难以规模发展。
　　事实上，这些问题已得到国家层面的广泛关注。《能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创新中国的能源生产和能源利用方式，并且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十八大也首次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浸淫能源行业20余年，王玉锁以及新奥集团认为，如同生物进化论一样，能源的进化也是一个创新性发展、渐进式改变的过程，可再生能源直接替代化石能源必然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现代能源体系的第一个理念应该是优势互补。
　　可再生能源可分为可控可再生(水、生物质等)和不可控可再生(风、光)等，两者共同的特性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且分布广泛、近零排放，但不可控可再生能源存储困难、不可调控，而这恰恰是气体能源、煤、油可以弥补的，这些化石能源分布集中，输送、调节灵活。
　　“它们的优势是可以互补的，加在一起就可以解决上述的一些问题。”王玉锁认为，在现代能源体系下，可再生能源是主导，可以优先利用，化石能源则是循环清洁生产的补充选用，优势互补形成因地制宜的多元能源结构。此外，还应秉承循环低碳和平衡发展的理念，分布式与集中式相平衡，供应与需求相平衡，形成分布式为主，集中式为辅，相互协同的可靠供应模式，供需互动，有序配置、节约高效的平衡用能方式。　
　　基于这一认识，新奥自主创新发展了泛能网，即将信息网、能源网和物联网高度融合的能源互联网，与里夫金所设想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路径悄然暗合。泛能网通过地下气化采煤技术、气电联产技术和微藻生物吸碳技术等生成清洁煤电、生物柴油和煤制燃气，同时与可再生能源风电和太阳能汇集于储能单元，并通过智能控制平台向用户提供洁净能源。运用了泛能网技术的廊坊未来生态城建成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率将达70%，碳排放量减少70%。未来，泛能网可能将更多外部能源嫁接进来，并进行智能高效的配置，与其他能源企业联手推动“现代能源体系”的建设。

　　胥和平：第三次工业革命关乎国家发展战略

　　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胥和平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目前对整个新工业革命的思考、探索乃至议论争议涉及战略、实践、学术三个层次，关乎国家发展战略深层次的谋划，对中国“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加快转型发展，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声音逐渐响亮—“世界正处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传统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其标志着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开始。
　　中国的机遇在哪里？国内各界对于这次新工业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之所以在近现代落伍了，就是由于和几次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擦肩而过，现在又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来了，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于三十年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的淘汰以及新经济结构的形成给中国百年追赶的梦想提供了机遇。”胥和平解释说。
　　他举例说，以传统的汽车行业而言，中国很难超越世界上的领先公司。但在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中国已然步入了世界前列，尽管这些产业早期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对的。
　　“所以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是战略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胥和平强调，前几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在世界上从来不是均衡发展的，只要你不积极主动参与，就不可能享受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所以中国不能等着去“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明确地确立一个战略，要确保新能源的革命、智能制造的革命以及生物质能的革命首先在中国发生，由此引发引导第三次工业革命。
　　事实上，中国高层的战略指向已然暗含了全球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瞻思考。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在具体的决策上，中国着重部署了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
　　这也就涉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践问题。“前瞻、方向有了，接下来怎么干？现在很多人还是在按照传统产业的思路来发展光伏等新兴产业，但市场没有相应地发展起来，供需难以对接，新的盈利模式没有找到，最终很可能就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胥和平认为要有实际的、可操作的设计。
　　此外，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还涉及学术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即怎么看待工业革命。胥和平介绍说，工业革命一词据说最早由恩格斯提出，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广泛应用，但后来经过众多研究，理论界特别是史学界对此却有了分歧。很多人不赞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说法，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1世纪到13世纪，是马和磨坊的革命，这也是动力革命，再次印证了里夫金先生关于动力的革命。到了第18世纪中期是由于蒸汽机技术的不断完善，再加上钢铁已经很有基础和其他产业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工业革命的高潮，所以很多史学家表示其实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其说是工业革命在那里的发生不如说是前两个世纪在那里的终结，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才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以说，工业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个渐变的、持续的进化过程。
　　“中国推动新的工业革命、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推动智能制造发展是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政府大体上是规划、引导，真正力量在于民间。从理论层面来讲我们需要研究工业革命，特别是新工业革命可能发展的内在机理以及演进的规律和周期，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其实还有二三十年的交替过程，这个过程怎么走，走得是否好极为重要，它设计到发展战略深层的一些谋划，所以不管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实践上以及战略问题上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而且对中国‘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加快转型发展，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极有意义。”他说。

　　徐锭明：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绿色技术为核心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现激起了空前反响，第一时间在中国获得自上而下的高度一致认同。
　　“主题是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主线是保护生态建设适合人类宜居的生物圈；目标是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参事徐锭明在论坛上如是评价。
　　他认为，一个人不了解世界，思维就会封闭；一个人不了解未来，思想就会保守。新的科技带来新的文化，新的文化带来新的世界，新的世界带来新的视角，新的视角带来新的思维。
　　上世纪80年代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引入国内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界)而言，书中的“信息革命”距离还太远；但不到20年的时间，信息化已是随处可见。《第三次工业革命》无疑是有着相类似的、对历史可能性的提前洞察。
　　在徐锭明看来，这本书中文版的序言催发思考、发人深省。“在中国要说的是：发展，方向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在中国，要做的是：发展，蓝图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他认为，要树立几个观念，一是全球化的观念，二是世界是平的，三是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巴西里约会议提出人人共享可持续能源，我们要了解世界，不能封闭自己，四是天下大同，全球化和洲际化，个人主义变成集体主义。

　　李国斌：走两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一面在应对危机争取复苏，一面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谋求危机后全球实体经济的制高点。在这场第三次工业革命先机的抢夺战中，中国该如何排兵布阵？
　　“由于当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当中，我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走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传统道路，必须把握全球信息化发展的浪潮，加快走以两化融合为重要内涵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李国斌在论坛上做出了如此回答。
　　如何走出危机实现复苏的全球性争论正在导出一个突破性的历史结论，全球需要进行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促使全球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而这一轮的革命将有望带来新一轮经济的增长。
　　“尽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等有关问题社会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从目前的发展和应用来看新工业革命的未来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科学发展和更大的技术发明，但它带来的影响和变革是不容忽略的。”李国斌认为，首先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给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带来深刻的变革；第二，信息技术网络在未来的工业革命当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第三，新的工业革命将给全球产业格局带来新一轮重大的调整和变革。
　　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都纷纷谋划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欲抢占第三次革命的先机。美国政府2009年12月颁布的《重整美国制造业框架》中详细罗列了计划追加的资金额度、应用方向和使用方式。重心放在发展新能源、生物产业和宽带战略等。英国2009年6月颁布的《构筑英国未来》提出要着手建设“明天的经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生物产业等，确保英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德国确立目标，至2020年绿色能源将占其能源总需求的35%，德国目前正在试验“能源互联网”。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迎接新工业革命的到来？在李国斌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包含的智能制造、能源互联网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技术创新为我国加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重要的契机，也为我国突破能源环境的束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和研发能力，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十亿级的人口市场为我国强有力发展提供了支撑，也为我国迎接新一轮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面对新的技术和产业变革，我们需要应对的挑战也十分严峻，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他认为，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将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孕育动力，这就要求中国，第一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技术产业，推动电子产品制造、软件开发与信息技术服务的融合创新和互动发展，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奠定和提供良好的条件。第二要大力推进两化融合，两化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很广，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抓住几个关键的环节，务求实效。第三要完善创新环境和创新体系。第四要积极支持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第五要深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应对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将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切实保护各国投资者的利益，鼓励跨国公司国际学术组织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搭建联合研究平台，同时支持和鼓励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不断提升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李国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