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呼声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极大关注，2012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刊登了保罗·麦基里主笔的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组稿作，学者们称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近来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围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再工业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将专家学者们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提出及其社会学术背景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一些专家学者就开始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论者分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员工、收入和研发等微观层面的影响。赫尔夫戈特（Helfgott）分析了新技术对工人在企业中地位的影响，他认为，正风靡美国产业的新技术，推动着工作场所的转型，团队中的工人变得更加重要和自治，身负更多责任。格林伍德（Greenwood）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经济体系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会在初期降低生产率，扩大收入差距。莫维利（Mowery）则撰文分析了这场革命对产业研发结构带来的影响，论者认为，美国的产业研发结构80年代中期已由大企业主导的封闭式创新走向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开放式创新，非制造业企业成为研发投资的重要来源。
目前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仍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而不同的学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里夫金认为，所谓“工业革命”，参考已经被各界广泛认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况，必须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新能源技术的出现；二是新通讯技术的出现；三是新能源与新通讯技术的融合。当新的能源、通讯技术出现、使用和不断融合时，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因此，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目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用和不断融合后，将带给人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再次巨大改变。他指出，当新的通讯技术和能源技术出现，并相互融合，将会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例如，19世纪世界迎来了一次通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融合，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以蒸汽为动力的印刷机代替了手工印刷，这使得人类可以低成本制作大量的印刷品。此时，学校大量出现，知识得以广泛传播，新的经济模式日益崛起，最终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区和拔地而起的工厂。20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通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融合，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电视、电话、广播等新型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电力、石油等新能源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催生出城郊大片的房地产业以及工业区的繁荣。
里夫金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和前两次工业革命截然不同，在他眼中，“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更是当前全球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的通讯技术都是‘中心化’的，能源的生产方式以及工业生产方式，都是集中生产。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互联网技术，则更多的是一种点对点的分散式技术，这样将使分散式的能源生产和工业生产成为可能。而这种生产方式将更有效率，同时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的社会学术背景，有学者认为，这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息息相关。具体来说：一是到20世纪80年代，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的日渐枯竭，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的持续生存带来了危机；二是化石燃料驱动的原有工业经济模式，不再能支撑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寻求一种使人类进入“后碳”时代的新模式；三是欧盟的推动和媒体的传播。从2000年起，欧盟就开始积极推行大幅减少碳足迹的政策，以加速向可持续发展时代的转型。经济学家汤敏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提出，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计算机网络和软件技术不断革新，并且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这轮全球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的巨大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巨大需求。因为一次大的危机之后往往是因为技术革命才能让社会产生新的需求，最后走出危机，社会也因此有了新的进步。
二、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
目前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论述主要有两种，一种以杰里米·里夫金为代表，一种以保罗·麦基里为代表。里夫金认为，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能源互联网与再生性能源结合导致人类生产生活、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而且迫在眉睫。麦基里长期关注制造业技术和数字制造的发展。他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数字化革命，将带来制造模式的重大变革，大规模流水线制造从此终结，人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第三次工业革命甚至还可能带来反城市化浪潮，取代城市化生活的将是一种分散、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方式。
上述两种论述尽管存在差别，一个强调再生能源的制造，一个关注产品的数字化制造，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都主张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生产方式的巨变，即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数字化为核心，实现了由“大规模生产”向“自生产”的转变，而这可以称之为人类进入“自工业化”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国学者芮明杰认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即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质就是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从而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诞生与发展以代替已有产业，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论者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五大特征：（1）能源生产与使用革命。我们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生活消费方式所依赖的化石能源已经逐步进入枯竭期，需要在理念、技术、资源配置、消费习惯、社会组织等诸多方面转型以开发可替代的再生性能源，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2）生产方式变革。现在的生产方式是大规模标准化、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方式；新的生产方式，是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方式，标志着个性化消费时代的到来。（3）制造模式变革。制造业主流制造模式从削减式转变为叠加式制造，这一变化本质上是制造业数字化带来的。（4）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我们现在的生产组织方式为“集中生产，全球分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则不一样，它叫做“分散生产，就地销售”。（5）生活方式变革。消费的同时就是生产。购物在3D打印店里就能完成，这才是真正的体验式消费，边消费边生产。
吕铁等学者也指出，在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时，制造业的“数字化”和“大规模定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制造业的“数字化”依赖于一个复杂“技术簇群”的支撑。“大规模定制”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技术的协同进步并成功实现产业化，进而能够灵活、快速、低成本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目前，快速成型技术、新材料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一系列重大关联技术的群体突破和应用条件逐渐趋于成熟，并将有力推动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大幅跃迁，使得整个生产体系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1）生产制造快速成型；（2）新材料复合化、纳米化；（3）生产系统数字化、智能化。同时，得益于关键技术的突破及大规模应用的条件趋于成熟，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生产方式也将出现重大转变，既突破福特模式下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也区别于高成本的个性化定制，生产企业在差异化产品和生产成本之间寻求着有效平衡。具体来说，一是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二是刚性生产系统转向可重构制造系统；三是工厂化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不仅如此，为适应全新生产方式，无论是产业内部还是产业之间都将呈现出产业组织变化的新趋势。简言之，（1）产业边界模糊化；（2）产业组织网络化；（3）产业集群虚拟化。
关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科技部部长万钢认为，是否发生新一轮工业革命还是大家在讨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说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新一轮产业变革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发展范式。它以新型通信技术、能源技术及对应的基础设施为基础，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带来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变，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传统的自上而下、集中式经营活动的垂直结构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经营方式的扁平化结构所取代，由遍布全国、各大洲乃至全世界的数千个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网络与国际商业巨头一道共同发挥着作用。当下全球经济危机恢复缓慢，一方面是因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现行的全球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模式不适应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价值取向。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劲需求与世界的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交汇点，这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再工业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个主要特点是美国和欧洲经历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世界制造业总量的比重都持续走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快速崛起，发达国家汽车、钢铁、消费类电子等以往具有优势的制造行业面临严峻挑战。
2008年遭受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之后，发达国家大多处于艰难的经济复苏中，苦苦寻求解脱之策。以美国为例，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总统签署《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被称为奥巴马“能源新改”。计划通过设计、制造和推广新的切实可行的“绿色能源”来恢复美国的工业，以培育一个超过二三十万亿美元价值的新能源大产业，显示出美国期待以新能源革命发动一场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的勃勃雄心。奥巴马发起的“能源新政”及其“绿色产业革命”，对于美国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很可能起到与上世纪后半叶的“数字化革命”、“信息高速公路”同等重要的作用。欧盟委员会也提出了一揽子能源计划，预计到2020年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体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源消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同时，欧盟还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首先确定了以低碳经济发展为主的目标；其次坚持重在发展“绿色技术”；再次大力推进信息网络建设。
我们看到，时隔几年，美国政府的战略方针已发生转变。奥巴马在2012年年度国情咨文中表示，要为美国经济长盛不衰制定蓝图，这份蓝图以美国制造业为开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促进制造业高技术发展，让制造业更具创造性、更加本土化和个性化，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不仅是通过一系列政策吸引“制造业回归”，更重大的举措是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来策动制造业革命，重构世界制造业的竞争格局。
我国学者周振华认为，过去20多年，美国始终高度关注世界前沿的高技术发展，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形成错位发展，当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调整的背景是，新一轮世界技术革命尚处在孕育期，一些重大技术创新虽初露端倪，但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估计5~10年内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为尽快实现经济复苏，配合实施“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人才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等业已成熟的技术，先行策动制造业革命，既能填补新旧世界技术革命交替之间的“空白”，又能促进较强劲的经济复苏。在此过程中，完全可能带来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产业升级，特别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也有学者指出，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再工业化”这个循环的过程，表面上反映了从实体经济到服务经济再到实体经济的回归，实际上体现了服务经济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符合经济形态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如果说“去工业化”去掉的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那么“再工业化”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必然会对全球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影响。欧美发达国家意图通过“再工业化”，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希望通过制造业数字化技术发展的领先，继续保持在制造业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的地位，解决服务业的虚拟化和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二是推动欧美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特别是在再生性能源开发、智能互联网发展方面，通过立法、政府资金投入，使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体系、社会生活方式等发生根本转变；三是用新的数字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新定义、整合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改变传统制造业的制造模式，降低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四是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创造新的产业。
工业革命是经济起飞和加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三次工业革命无疑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机遇，简言之，一是有利于促进二、三产业的深入融合；二是有利于催生新的产业群和经济增长点；三是有利于加快传统产业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四是有利于缓解日益趋紧的要素约束。吕铁等学者指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中国制造业应当努力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低技术密集向高技术密集、由粗放发展向精益制造、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的全面战略转型，显著提升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中的位势。为了实现这一转变，要坚持内外并重、技贸并举，既要吸收外部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又要坚持自主创新，充分利用自身的创新资源；既要重视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又要重视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具体来说，（1）接入全球先进制造创新体系和产业网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2）培育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主体，掌握话语主动权；（3）通过应用示范启动数字化制造市场，引领产业发展；构建基于先进制造技术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为迎接新科技革命，纷纷把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出台一系列创新战略和行动计划。各国都加大了科技创新投入，加强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重要领域布局，更加重视通过科技创新来优化产业结构，驱动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力图保持科技前沿领先地位，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世界经济格局重新调整过程中，欧美发达国家启动“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无疑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发展产生竞争压力，这也需要我们对经济结构转型及产业升级等重要战略进行深刻反思与科学评估。
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几点启示
如何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全球性争论当下正在导出一个突破性的历史结论，全球需要进行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里夫金在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意义上提出了一种对于“新经济模式”的未来预测。其中融合了他在《欧洲梦》、《工作的终结》等著作中已经提出的相关思想，并在方法论上贯彻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提出的“能源机制决定论”观念。在具体的政策建议层面上，里夫金的著作不失其思想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标志不是某个产品（蒸汽机或知识、信息），而是生产新产品的新的生产方式。上世纪中后期，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敲响了工业社会的丧钟，它以不可阻挡之势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和“网络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和信息成为人类生产的战略资源和主导资源，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产业化，成为崭新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硅谷的诞生是其重要标志。如同当年工业革命一样，这一轮新科技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科业革命”，代替工业社会的将是全新的“科业社会”。论者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和相关讨论文章的意义在于，它们进一步展现了美欧经济发达国家“科业革命”的新跃进，生产已从工业社会的机械化自动化，进入到“科业社会”的智能化数字化了，体力劳动者将从脑力劳动者设计构建的数字化生产线上消失，这正是当年马克思所预言的历史大趋势。美欧将实行数字化生产的“再工业化”、“再造制造业”，这将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构成巨大挑战，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
也有学者认为，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生态和能源危机所引发的有关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将在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这样一种新能源技术和新信息技术的结合，将开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涵盖技术层面，还将涉及政治组织、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等。这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且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当然，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也存在一些被曲解、遮蔽了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警惕里夫金“未来社会预测”中所带有的“能源机制决定论”倾向，回到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总体社会形态变迁中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走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而言，新能源机制和新通讯技术的发展的结合固然重要，但不能忘却这种结合本身的客观历史基础，即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工业化基本实现”或者说“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谨慎对待“熵的世界观”中隐含的逻辑悖论，即由“耗散结构理论”思考所引发的“新经济模式”的边界问题，或者说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产业分工与资本统治方式问题。
近两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中华民族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中国如何才能不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甩开？换言之，我们如何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专家学者们见仁见智，概言之，除了需要不断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各个层面上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之外，以下几个关键点至关重要，首先要抓教育；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四是创新机制的形成。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我们应该有超凡的勇气和智慧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加快工业化步伐，把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真正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实现“弯道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