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全球弥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美欧已是明日黄花，乃至认为世界的未来，将要由新兴经济体领导。
　　后危机时代，所有发达国家在开始阶段均十分紧张，而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是随着美国对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复苏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新一轮全球化

　　作为美国构建全球新自由贸易秩序的核心之一，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无论是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PP（跨太平洋自贸协定），包括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实际上都是在为全球自由贸易制订“经济宪法”。而这些国际贸易框架中的关键内容包括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投资协定、服务贸易开放等等。
　　而随着WTO红利的逐渐消退，中国也迫切需要推进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的达成，以重新确立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并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参与国际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的制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没有选择，必须要“再入世”。
　　全球化最终的目标是要把所有阻碍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阻力铲除。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最根本的结果是提高经济的效益。尽管这其中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全球的资源将由此得到优化配置——跨国公司的资本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就会带来全球其他要素的优化配置，如劳动力优化配置，带来全球的土地优化配置，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最根本是促进全球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在自由贸易的秩序下，全球GDP的饼肯定是越做越大。当然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非常大，肯定有些国家获利更多，有些国家获利更少，因此这些就需要谈判。
　　中国和美国之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要素禀赋，但一个基本的判断前提是，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里所处的地位、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美国比差异性非常大，其基本面是互补的，当然竞争和冲突也肯定存在。我认为，中国加入TPP，对中国和美国来讲都是利大于弊，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中国的选择

　　全球化之风劲吹的同时，中国也走到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关口。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如何释放制度红利。而改革的发端首先应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过去十年来看，政府介入经济行为过多，经济领域中行政权力无处不在。
　　市场体系的完善、微观经济主体的强壮是中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从过去的十年加入WTO来看，当时很多人觉得开放后会出现问题的领域，都没有出现大的风险，相反都在问题解决之后，大大提升了竞争力；而长期受到保护的行业反而越来越落后。
　　中国加入新的国际贸易协定，必然会极大地推进中国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红利的释放，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投资主体和投融资体制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在TPP中，最要害的内容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负面清单管理、高端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开放，短期看这些对中国的确有很大的冲击，但是从实质性来看，中国改革最难的就是打破既得利益。如何突破这些现有利益群体呢？只有对外开放，并以开放促进改革。

　　上海自贸区的价值

　　不过，今天我们讲的改革和30多年前的改革是不一样的。30多年前的改革是所有人都赞成的，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因为当时中国的效率还非常差。但是今天不同的是，有了很多的既得利益者，而既得利益者是不愿意改革的。
　　未来中国比较现实的做法是积极进入新规则，通过开放来倒逼，以此来破解既得利益者的阻挡。
　　上海自贸区，也在这种开放的需求背景下应时而生。其根本为了促进改革、深化改革。或者说，上海自贸区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革，为了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从目前来看，上海自贸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改变投资中的投融资体系，变投资审批为投资监管。简单而言，中国近年来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融资主要中介是银行，投资决策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政府审批，而融资的结果往往是“爱富嫌贫”，有政府背景和国有企业背景的投资主体能够获得低成本的金融资源，中小民营企业和创新性企业则难以获得金融资源。上海自贸区的意义，就是根本改革目前投资主体单一和投融资体制和体系的扭曲。要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推进土地要素、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全面市场化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思路，决不意味着为上海提供一些优惠政策或者降低税率，进而让企业大规模地进驻，在变成投资热土后，土地价格上升。这样的做法也缺乏意义。这是因为，这种优惠政策输入的做法，早年被称为“发展极”，其它城市也会要求获得——天津会要，重庆也会要，舟山也会要，其他地方都会要这个政策，全国很多地区都想成为“发展极”。政策普及后意义就会消失——无非是抢先把中国资源要素囊括其中，而并非改革。
　　上海要真正做好自贸区，第一是要有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第二要有强壮的微观主体，例如像华为这样的跨国企业不断涌现；第三，要接受全球更高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标准，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
　　具体而言，应先将TPP谈判中的内容纳入上海自贸区：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取消诸如银行、保险外资股权不能超过多少比例等限制。如果不在负面清单管理内的行业，从企业设立到股权组合就可以全部开放，既对外开发，也对内开发。
　　高端服务业，特别包括目前外资比例还很低的文化、教育、医院医疗等都应该对内和对外开放，甚至包括审计、会计等领域都应抛掉现有的各种障碍。只有如此，上海的现代服务业才有可能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型的领头羊。　　（文/袁志刚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