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财经国家周刊》获得的信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能会在9月底挂牌,也就是说，会在令人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挂牌。
整个8月，媒体都希望获得这一方案的具体细节。绘声绘色的传闻，业界分析师的爆料，大都透出对一场特殊优惠政策“盛宴”的期待。
《财经国家周刊》与瞭望智库的联合调研小组获悉，上海自贸试验区远非再建一个自贸“园区”那样简单，也绝不会是一场“优惠政策盛宴”，而是新一轮系统性、深层次改革的开启点。其意义之深远，不亚于当年的深圳特区设立与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随后一项议程，就是听取上海自贸区筹备工作汇报。
至此，上海自贸区已呼之欲出。
从8月初开始，《财经国家周刊》和瞭望智库的联合调研小组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对上海自贸区进行调研，8月24日，瞭望智库又联合新华社相关单位、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在上海召开专家、企业家内部座谈会，听取各方看法，还原决策逻辑。
让调研小组感受深刻的是，上海自贸区的诞生过程，是中央与地方在改革上的一次成功呼应；而其所要应对的问题，则是探索中国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建设成熟市场经济的基础，以及与新一轮全球化互动的规则。
总书记调研“深化改革”
上海自贸区出台的大背景，离不开最高决策层频繁使用的“深化改革”这一关键词。
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人们注意到，上海市市长杨雄出现在发言者的名单中。此前，上海自贸区的概念已公开提出，大框架在酝酿之中。
在听取了大家发言后，习近平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
习近平从6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这6个方面，被舆论解读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定调”。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必须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坚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注重深化改革的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各项改革。必须充分认识改革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增强与时俱进、攻坚克难的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新华社就这次会议所发的新闻通稿里，有一整段留给了上海自贸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从国内外发展大势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要加强领导，上海市要精心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努力把试验区建设好、管理好，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
将上海自贸区定调为“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可以认为上海自贸区，已成“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先手棋。
总理履新第一站
“上海自贸区是否会影响到香港地位？”“能否和前海做一个比较？”这一个月来，王新奎需要反复对媒体解释，这些问题均是没有理解上海自贸区本质的反映。
王新奎现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他全程参与了上海自贸区方案设计的前前后后。
“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媒体解释，自贸区是国家的战略，不是索取特殊政策优惠，而是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不仅仅是开放，更重要的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王新奎说。
今年年初，方案的名称还叫《上海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总体方案》，而国务院原则通过的草案，则改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其间的几轮互动，折射出地方的创新愿景与中央改革整体设计的接力。
今年3月28日，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之后，将覆新后的第一站调研放在了上海。李克强总理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李克强指出：“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首先是从沿海开放的经济特区带动的。今天看来，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而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改革将释放巨大的制度红利。”
此前“自由贸易园区”的设想已酝酿多年，上海市适时向李克强进行了汇报。而“试验区”的提法，就是李克强加上的。
试验区，试什么？一些企业期待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出台。上海市市长杨雄直接了当地说过：“上海不是要政策，而是要改革。”也就是，上海自贸区的实质与深意，是“改革”二字。
国际上，奥巴马政府跨太平洋和大西洋，推出了东西两个自由贸易协定。王新奎等学者对此判断，是全球投资规则框架正在加速形成，向着构建全球“经济宪法”层次发展。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该积极对接全球化的新趋势与新规则，培育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构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拓展长期增长的新空间。
新的格局之下，国际战略和国内改革的衔接需要一个“先行先试”，特别是在投资体制和审批制度层面，需要进行大力度的改革。从6月份开始，决策层的考虑日渐清晰。7月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的方案名称中，“上海”变成了“中国（上海）”，即“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一周之后，汪洋副总理出席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上海自贸区的设计为支持，在实质性启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上取得重大突破。联合成果说明承诺：“在试验区试行新的外资管理模式，营造各类国内外企业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并在投资准入的各个阶段，采用公平待遇加上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此前社会议论的热点之一是范围，是28平方公里还是浦东抑或更大。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的看法，这还是没有从此前“要政策”、建设“发展极”的思路中转变过来，“上海自贸区不应是实体范畴的概念，是一个规则的概念。”袁志刚认为，未来上海所要承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期待，不是自己的贸易吞吐或GDP有多少，而是能否吸引天津、湛江乃至釜山、鹿特丹，愿意选择按上海自贸区版本的规则营商。
国务院在8月22日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试验区后，紧锣密鼓推进的就是法律授权程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授权，在上海的试验区域内，暂停实施“外资三法”，交由地方先行探索拟定。一言以蔽之，上海要建的不是抢别人贸易便宜的“小灶”，而是为国内提供法律、规则等公共品“改革实验室”。
至此，上海试验区的两大使命已经显现：一是以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修复企业和市场的效率基础，完成向成熟市场经济的转型；二是服务于中国下一步的全球化战略，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投资规则的重构，促进从传统经济到新经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