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在３月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言辞坚决，并郑重承诺：新一届政府决心把国务院现有１７００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不到半年，国务院已分四批取消和下放２００多项行政审批权，并作出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国政府“壮士断腕”的自我改革如此高效，引发世界关注。
不少海外专家说，新一届政府着力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主动完成“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再平衡，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迫切需要，将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提升增长动能，进而创造更多的改革红利。
减干预 增活力
“这次是动真格的了，”英国渣打银行中国经济专家斯蒂芬·格林谈起自己对中国“简政放权”改革的第一印象，“人们讨论这事有很长时间了，现在我们看到决策层拿出了明确的改革日程表。”
３月以来，国务院展开新一轮机构调整，正部级机构减少４个，推行铁路政企分开，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组国家海洋局等机构，随后陆续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主要涉及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领域和企业、个人及社会组织的资质资格认定。
“过去３０年，中国成功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经济学家西蒙诺夫教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他说，中国过去的宏观调控和治理措施成功避免了经济转型中的大起大落，但也出现了政府在部分领域权力过大、干预过多的问题。“新一届政府实施简政放权，回应了市场对更多自主权的呼吁，将激发企业更大的活力，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瑞安说，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决定，可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影响，降低私营部门交易成本，促使资源向那些能提供最优回报的企业和行业流动，最终提高生产力和经济产出。政府则将注意力放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规则上。
《纽约时报》载文说，一个更注重市场导向的中国经济将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外国投资者、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企业都将为之振奋。“这项改革可以使中国加强创新活力和培育中产阶层，从而使之成为世界舞台上更具实力的竞争者”。
推转型 增后劲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创造活力，既有利当前，也惠及长远，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不少外国专家认为，以简政放权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是中国政府经济治理思路的一次创新。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说，政府对于利率、汇率和资源价格的过多管制会引发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可以使价格更加市场化，从而提高经济效能，促进结构平衡。
“这类改革将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降低储蓄率，从而双管齐下促进私人消费，抵消近来中国投资趋缓对经济的影响，”他说。
不少海外专家注意到，最近宣布成立的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改善治理的全新尝试。依据国务院提议，上海自贸区将暂停实施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等法律规定，并探索建立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管理为辅的体制改革。
“中国政府希望它（上海自贸区）能够成为战略和金融投资者的乐土，毕竟，许多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前最大的担心便是官僚体制和过多的行政管制，”常年为亚洲公司作投资咨询的公司经理肯特·凯德说。
一些受访专家认为，金融、养老、商务服务、文娱教育、医疗保健等服务业是促进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而这些行业此前普遍受到较多管制。中国政府此次决心给市场“松绑”，将激发服务业释放巨大活力，从而拉动消费，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须审慎 求平衡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人们曾经这样描述行政体制改革时常遭遇的困局。新一届政府对此高度警惕，提出“该放的坚决放开到位，该管的必须管住管好”。其他国家的正反面经验也表明，处理好“干预”与“放权”的关系并非易事，协调“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寻找平衡。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阿根廷经济陷入滞胀，采取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虽然经济活力被激发，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致使金融泡沫积累并在２００１年破裂，”西蒙诺夫说，“此后政府决定重新介入，在２００８年后又出现过度管制的迹象，其负面效果最近几年已有显现。”
西蒙诺夫说，这种在经济管理模式上的大幅摇摆，最终伤害了阿根廷经济的可持续性。中国政府需要审慎评估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与程度，寻找一种能够更加平衡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韩载振博士告诉记者，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机后，韩国推动缺乏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进行破产重组，并利用外资推行金融体系改革，总体上较为成功，但当时政府行为过于强力，又疏于与社会沟通，造成政府与企业间的不信任，催生韩国的罢工文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难理顺。
陆瑞安说，协调“有形”和“无形”之手并没有完美的范式，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也在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出台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有人认为这将有助于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但也有人提出监管过度将限制金融创新。
陆瑞安说，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可能更需注重法治和利益制衡，通过充分的公众辩论，尽可能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实现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