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之声报道，新型农村城镇化正在全国各地开花，有哪些经验、又有哪些教训？在昨天（24日）举行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50期“经济每月谈”上，来自一线的实践者围绕此话题展开讨论。
　　“一味地强调保护农村，相当于在保护落后”——江苏省人大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夏鸣昨天语出惊人。在当下的城镇化进程中，不少人担心农村的过度消亡。但在夏鸣看来，传统上“愚公移山”的精神也要与时俱进，在现代社会，“搬家”要比“挖山”效率更高，城镇化也是一样，要让农民搬到城镇去。
　　夏鸣：维继过去的生产力或者落后生产力遗留的“三农”状况，你维护它，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所以我说，别叫子孙后代挖山不止，要让市场未来交易不已，我们不能花那么大的力气，出了那么多的政策，是在引导农民挖山不止，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有这么大的比例的农民存在。
　　我认为三十年后、五十年后，经济社会发展一定不需要这么多村庄的存在，这个方向一定不会错。还要有314万个村庄吗？有68万个行政村吗？
　　一定要避免重走“地方政府唯GDP、盲目追求政绩”的老路，严防建设过程中的浪费——这是夏鸣昨天对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出的建议。夏鸣曾任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对于城镇建设可以说是“门儿清”，他举例说，自己曾经到苏南一个县级市的农村调研，发现一个村庄里花10万块建了一个图书馆，但从来没有人去看过书。夏鸣算了一笔账，全中国68万个行政村，如果每个村都建一个图书馆，这一笔开销就是680亿。
　　夏鸣：千千万万不要把新农村建设误认为新村建设，新村建设大多属于过程性浪费，因为无效。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只有GDP光荣记载，没有物质财富的现实存在，这就叫过程性浪费。
　　“土地流转让农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这是重庆市土地交易所执行总裁童代志对重庆探索推行的“地票制度”的一句话总结。当下，大量农民进城，但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无法流转，因此农民的土地财产只能荒置，而重庆“地票制度”就破解了这一难题，所谓“地票”制度，是指农民可以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由此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并从中获取收益。
　　童代志算了一笔账，2008年底第一场交易会，土地交易价格为每亩8.2万元，但是到现在，每亩土地上涨到20万元左右，目前累计成交金额将近230亿，而这笔钱都返还给了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
　　童代志：在没有地票制度之前，特别是农村房屋怎么解决，这是很难的，没有需求的市场价值也体现不出来。有了地票制度，可以通过复垦、通过地票交易获得变相的收入。
　　“新型城镇化不会带来新的地方债务危机”——这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大卫做出的判断。目前，巨量的地方债规模让人担心，这会引发中国的次贷危机。而此前有消息，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相关部门正在研究40万亿的投资计划，这是否会推高地方债的风险？张大卫认为，当前的地方债绝大部分都是在城市扩张过成长形成的，而新型城镇化将会避免这个问题。
　　张大卫：一般情况下，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资不是由政府财政直接投资进行的，往往通过土地增值收益这块反哺给农村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发商不直接进入房地产开发，如果开发商过多介入，它会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这往往会有问题。政府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地方债，地方债往往是在城市扩充过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