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1957年1月出生，祖籍山东省蒙阴县。1978年春，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学生，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77级)，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后，1989年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4年被评定为博导。现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科学》主编。
    他的主要学术活动领域是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和转型经济学中的产权问题。
    获得的学术奖励主要包括：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两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二等奖，三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多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委员，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首席经济学家等。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日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工业革命是指能引领社会全面升级的重大技术突破，国际研究认为大约需要70年才能遇到一次。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生命科学技术迄今已有40余年，有望在未来20-30年之内进入收获期。中国现在经济快速发展，获得了参与新的工业革命的机会，但却存在着创新悖论。实践证明，市场而不是政府是创新的行为主体，大企业是重大技术突破的主要力量。但是中国的大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指望国企创新就相当于指望政府创新，是不可行的。而且进一步看，中国的国企大多具有垄断性质，然而经济学已经证明垄断企业是没有创新动力的。所以中国要想参与工业革命当务之急就是进行体制创新。对此他给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建议。

　　●市场是创新的主体，大企业是重大技术突破的主要力量，垄断企业没有创新动力。

　　●市场公平竞争是鼓励进步的，市场进步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有了基础。

　　●传统增长方式受到制约，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推进的生产要素提高将发挥更大作用。

　　推进市场化改革

　　刘伟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在经济增长上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崛起的中国”之所以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流行词以及中国今天在大国博弈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上百年努力的结果，但其中最大的成就，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发展。
    这种高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前老一代中国领导人推动的中美外交以及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就为后来中国改善进行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基础，而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则为我们在某些领域取得跨越式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从总体上看，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对外开放实际上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法律等各方面的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体制改革是制度上的创新，从根本上说，它是要从制度上整体地改善对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激励以及各种资源的配置，从而使单位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首先是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任何一种发展，要靠人来推动；然后是要素效率的提高，使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获得更加有效的利用。
    具体地说，我们的体制创新可以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看：一是微观上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尤其是通过对生产者和劳动者的不断激励，使中国经济发展潜力逐渐地释放出来；二是宏观层面上的改革，即通过政企分开等措施改善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并逐渐发展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宏观调控。
    到了本世纪初，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进入新一轮加速经济增长周期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商业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更是成为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在调节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体制创新(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创新)和宏观调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角度是不同的，体制创新是从制度方面推进的，主要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长远的影响，而政府干预(包括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主要是在体制不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下，通过政策的运用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总量，对经济增长产生即期或短期的影响，目标是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避免经济活动的过度起伏，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率和实现可持续增长。
    刘伟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和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不在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是恰恰相反。在计划体制之下和转轨初期，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和经验上看，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扩张性干预，其结果往往是导致经济过热，一方面形成大量浪费，另一方面还要重新进行巨大的投入对错误进行修复，经常是得不偿失。
    据他介绍，党的十四大之所以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新目标，正是经过长期探索而寻找到的正确道路，就是要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换句话说，要主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1998年前后，我国外部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有企业又处于严重的困境中，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了相对的应对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应用改善了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资需求，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加强了市场化改造，其内容涉及政府机构和体制的改造、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金融体系的改造、住宅制度的改造、外贸体制的改造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刘伟说。
    这些体制创新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深远的意义。到2003年前后，这些改革的效果开始体现出来，国有企业恢复了活力、民营经济获得了发展、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现代银行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货币政策的更广泛应用建立了基础。这使我们有了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平稳经济增长。从十四大提出的改革目标看，初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任务，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但是完备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作。当然，在旧的市场秩序失控，新的市场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保持市场的稳定，但从长远看，还是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市场体系和改善政府职能其实就是当前制度创新的两个基本方面，我们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矛盾，如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较大波动、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高耗能高浪费产业的过快发展、投资脱离了消费需求而过度增长、人民生活由于通货膨胀受到影响等，从根本上看，都在于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发育迟缓，市场和价格信号在调节供需、配置资源上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各种矛盾和失衡。解决经济增长中的各种矛盾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离不开各种短期措施，但是更需要目光长远的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改善政府职能也不仅仅是更多地招商引资和政府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或干预，而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发展和完善，为市场主导的自主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而市场公平竞争是鼓励技术进步的，市场进步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有了基础。因此，通过政府职能转变而推动的市场化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

　　提高经济效率

　　刘伟认为，无论是微观改革还是宏观调控，目标都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要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经济活动的效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时间效率和生产要素效率，用现在的话说，即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不但要增长得快，同时质量还要提高。
    首先是时间效率，它体现为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应该是连续的，避免过度的起伏，进而形成长期、平稳、持续的较快增长。在实现经济起飞和加速经济增长时，这种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的，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调动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在单位时间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和资本，从而能够利用更多的资源来达到产出规模扩张的目的。
    但是当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那就不是生产者和劳动者有没有积极性参加经济活动的问题，而是经济资源能不能够得到更加有效地配置的问题了，这种有效配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层面上，由于经营管理、社会组织、政府管理、分工协作等更加科学合理，供求更加均衡，经济活动变得更有效率，一是在技术层面上，由于技术进步使得同样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或者是同样的产出只需要更少的投入。所谓广义技术进步的概念，就包括了这两个层面。
   “如果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首先是通过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然后再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调动生产者或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而达到了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时间效率的提高，从而取得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那么到了现在，传统的增长方式已经开始受到制约(包括体制和资源的制约)，以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推进的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应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刘伟说。
    据他介绍，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改变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就是大锅饭、铁饭碗的思维定式，通过收入分配的改革提高个人、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达到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
    对劳动者个人而言，强调“按劳分配”，奖勤罚懒，改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分配模式，通过拉开收入分配差距，从而实现提高劳动效率的目标；对企业而言，强调“价值规律”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而对不同的地区而言，则对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给予税收优惠、政策优惠等试点，鼓励它们优先发展。从总体上看，就是要打破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传统均衡，拉开差距，调动经济活动的活力，从而达到实现加速经济增长的目的。
    但后来发现，仅仅是在分配领域里进行体制创新而不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不进行和产权关系相联系的分配制度改革，企业经营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劳动者的积极性再高，生产也可能是没有效率的，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些国企关停并转导致劳动模范下岗，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模范的劳动可能是积极的，但是企业管理的效率却是低下的，劳动模范的劳动从社会意义上说可能就是无效劳动。
    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收入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明了在那一个时期，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包括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的差距，是提高我国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所扩大，对效率和公平的提法有所改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其实，公平是随着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的概念，进步的社会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改革开放初期多劳多得是公平，现在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社会保障同样也是公平。公平和收入均等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强调收入分配更加均等，确实是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
    那么，更加强调社会公平，是不是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呢？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就是要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很多地方片面地追求G D P，把招商引资和扩大投资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经济政策向资本而不是劳动倾斜，在相当程度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而这种收入分配的结果体现在最终需求上，就是投资长期地高于消费的增长。因为高收入都会把更多的收入转化为投资，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得快，也就意味着在居民中转入投资的比例会更大。
    这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的增量中，用于投资的比例在递增，用于消费的比例在减少，造成了投资和消费比例的严重失调，这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当然就是产能过剩。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为了保持G D P的持续增长，就必须进行更多的投资，它们满足的只是当前和预期的需要而不是在为未来的消费和生产创造条件，因为现有的生产能力还没有消化，又在重复地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今天的很多投资明天就有可能成为废品。这种经济增长其实是无效的。而改善当前的收入分配状态，使居民家庭能够有更多的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的消费支出，从表面上看是减少了积累，但实际上减少了浪费，使经济循环更加合理，同时改善了民生、稳定了社会。这不仅促进了社会公平，也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率。
    刘伟认为，如果把效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就不能太松。现在很多人在强调中小企业贷款难，对这个矛盾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中小企业需要扶持，但也有很多中小企业盲目扩张，风险已经很大，再扩大贷款不但害了他们，也害了银行自己，甚至可能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
   “1998年时，很多大中型国有企业很困难，采取的方法不是继续增加它们的贷款，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对这些国企实施股份制改造或关停并转，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现在的情况和当时也有一些类似，只不过遇到困难的企业不仅仅是国企，也包含民营企业。应该看到，我国经济从2003年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高速增长中积累了很多矛盾，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已经加大。在这种背景下，保持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深化的体制创新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化解经济增长中的风险，即使在短期牺牲一些经济增长率，对我国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仍然是有益的。”他说。

　　科学配置资源

　　刘伟表示，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期和中期，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如何调动劳动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使整个经济更有活力，那么到了现在，这个矛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更大的问题已经转到了如何更科学地配置资源，使经济活动更有效率。
    首先还是商品市场化。我国的商品市场化在上世纪末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95%以上的商品已经实现了市场定价，这为我们十多年以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在当时，考虑到经济和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还有一部分重要生产资料和公用服务的价格是由国家管制的。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种类不多，但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在能源和与能源相关的领域。
    刘伟说：我们总是担心放开价格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但在事实上，管制价格反而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由于缺乏价格约束，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经常失控，拉闸限电时有发生，造成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其实，这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家抓住国际原油价格暴跌的有利时机，对成品油定价机制进行了改革，虽然这一机制仍需要继续调整和改进，但主要矛盾已经解决。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尝试，说明相关领域的改革是完全有可能推进的。
    其次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这里的生产要素市场主要指的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刘伟表示，从这三大市场的发展来看，劳动市场发展得比较快，资本市场次之，而土块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化进行得比较好，但是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在劳动力定价也就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整体上看，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始终是高于消费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但分人群看，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劳动者并没有在消费价格上升时从收入上得到补偿，这一方面影响了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得全社会对价格上涨的容忍度大为下降。
    这当然不利于通过价格总水平的稳定提升来调整不同商品的价格结构；在资本市场，无论是间接融资市场还是直接融资市场，近些年都有所发展，但是矛盾也很突出。在间接融资市场上，由于利率市场化进展迟缓，利率工具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在减少，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与民间借贷市场上利率差别悬殊，导致市场的风险在不断增大。在直接融资尤其是股票市场上，整体价格水平的变化和企业效益、经济增长都是脱节的，投机气氛深厚。
    问题最大的是土地市场，近几年来房地产价格的失控，在相当程度上是和这个市场上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让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的现实相联系的，交易的不透明导致上市场寻租气氛深厚。要素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改善，是我国深化的市场化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是建立在市场体系基础上的政府调控。他表示，从2003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转折以来，一个突出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取代财政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种变化和我国上世纪末开展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有关，但是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主要使用的是存款保证金而不是利率，这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和银行风险的调控，更加重视行政措施而不是市场手段。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国有企业的保护，也有对于经济增长的担心，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原则，这当然也影响了市场效率的提高。
   “政府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如何看待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说到底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这当然也是现阶段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刘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