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人类生活的诸多创新活动中，企业的能量不可替代。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们确认改变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80%以上是由企业完成的。可以说，企业是调整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生力军，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世界创新大潮的丰富事实说明，国家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企业创新能力的竞争……
品牌浓缩企业创新力
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世界各类名牌商品约8.5万种，在世界市场商品中占比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达40%，销售额占比超过50%，个别行业(如计算机和软件)占比超过90%。世界经济强国依靠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不断增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和获取更多利润。
1980年，美国颁布《史蒂文森——怀勒技术创新法》，使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更加紧密结合，1987年颁布“国家质量振兴法案”，设立鲍德里奇国家质量奖；德国政府通过“以量质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1949年，日本内阁通过《关于产业合理化》决定，制定并严格监管工业品的规格和质量标准，这一政策的实施直接将质量提升摆在与产业结构调整并重的位置。实行“质量强企”政策，推动企业必须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保证和提升产品质量，促进产品开发和品牌建设。迄今，最具竞争力大企业和著名品牌仍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据统计，2011年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上，美国占239席，德国占43席，日本占41席，中国占21席。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化组合，从全球获得超额利润。200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三位学者发表研究报告介绍，美国苹果公司开发的媒体播放器iPod每台售价299美元，苹果公司没有生产线，美国获得设计、专利和营销收入163美元(其中苹果公司得到80美元)；零部件和运输等费用132美元(其中日本东芝等公司获得93.39美元)；中国得到四美元(其中组装费三美元)。美国三位学者指出，创造iPod真正价值的不是零部件和劳动力，而是它的概念和设计，“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公司能够成为整个供应链中最大受益者的原因。苹果公司并不是iPod的制造者，而是创造者，这才是最重要的。”1973年4月3日，世界上第一个在纽约使用手机的马丁·库珀曾说：“我们当时就知道，有朝一日，每个人就会有一部(移动)电话。”40年来，手机发展日新月异、急剧增加。2012年10月联合国发布的电信业报告显示，全球手机用户已超过62亿户。但是，利润却由少数跨国公司和国际著名品牌占有。2011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实现利润138亿美元，约为苹果公司337.9亿净利润的41%。在2012年第四季度全球销售智能手机中，三星占29%，苹果占21%，中兴、华为和联想等五家中国企业占19%。但是，全球手机市场超过90%的利润被苹果、三星等企业收入囊中。
芯片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计算机、手机等整机设备的“心脏”，被形象地比喻是一个国家的“工业粮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评论》杂志公布的2013年10项改革性的技术创新之一是“记忆芯片植入大脑”，可以长期改善记忆力，非常适合治疗心血管疾病、脑溢血和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近十年来，中国芯片产业发展迅速，但有两个弱点，一是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500多家设计企业总规模之和不及美国高通公司收入的一半；二是芯片制造企业多为代工厂，由于缺乏自主创新，占领的大多数是中低端市场。关键设备、原材料等长期依赖进口，许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由于芯片产品的90%依赖进口，每年进口额高达1500多亿美元，超过石油进口额，成为第一大进口产品。
若以数量比较，中国已经是汽车生产大国。银河证券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内36家主要乘用车公司产能由2010年的1173万辆增至2013年的2065万辆，扩张幅度达到76.04%。在这四年间，自主品牌产能从582万辆增至1024万辆，增幅达75.95%。但是，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知名度仍不太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介绍，从目前中国汽车消费结构来看，豪华车与中高级轿车基本由国外品牌控制。2012年在中国轿车市场独领风骚的仍是德国大众，销量达210.9万辆，在华销售的每五辆汽车中就有一辆是德国品牌。据北汽国际有限公司总裁董海洋2013年4月底介绍，到目前为止我们90%的核心零部件仍控制在外资手里，中国大多数自主品牌仍处于市场的低端，随着合资和进口品牌车型的不断丰富，网络布局不断延伸，自主品牌的市场空间也在逐步被挤压。
品牌建立以企业产品为起点和基础，主要依靠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维护产品质量和坚守诚信；政府主要是通过建立企业、质量、品牌等法规，积极完善企业品牌支持政策，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和品牌建设；民众应积极支持本国品牌。
世界创新舞台耀眼角色
世界创新史表明，科学家的发现和发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往往要通过企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很多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创新和品牌，不是个人成就，而是“产学研”合作的产物。
人类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而蒸汽机的诞生和应用就是“产学研”合作的成果。17世纪发生的科学革命已经提出“用火提水的发动机”原理，D·巴本、T·纽可门制出蒸汽机原型，斯密斯为提高蒸汽机效率做了大量改进实验，写出130个实验报告。在格拉斯哥大学承担纽可门蒸汽机修理工作的瓦特发现，蒸汽机效能低的原因是汽缸冷却与加热中浪费80%的热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布莱克提出了解决汽缸冷却加热耗能问题的理论，即气体与液体转换时可大量吸收、放出热而温度不变的原理———“潜热”现象。在这些条件和基础上，瓦特产生了利用潜热原理把冷凝器拿到汽缸外面来提高工效的想法，经过反复验证，瓦特在1781年成功地发明了高效能蒸汽机。1785年能够开始生产蒸汽机，也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其中包括：瓦特到火炮军工厂找到发明镗床的威尔金森解决汽缸与活塞加工不精密、漏气严重的问题，从而克服了加工工艺难点；瓦特求助于企业家丁·罗巴克给予资金支持，企业家M·布尔顿邀请瓦特到工厂工作，建成布尔顿—瓦特商会，专门加工制造蒸汽机，并在企业家威尔金森的厂里试用成功，1800年实现产业化生产。继英国之后，欧洲大陆、美国和日本等国全力推广蒸汽机，包括火车、轮船等，都因有蒸汽机带动而飞速运转，整个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面貌大为改观，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
电力技术革命起源于欧洲，完成在美国。1866年，德国维·西门子发明电机后曾在写给他弟弟的信里说：“电力技术很有发展前途，它将会开创一个新纪元。”继西门子发明电机之后，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电灯，这三大发明照亮了人类实现电气化的道路。1882年爱迪生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1888年，爱迪生的助手特斯拉和威斯汀豪斯分别制成交流电动机和变压器，与已经发明的交流发电机相接，建成交流电传输系统，1889年金融大亨摩根参加了爱迪生的电气公司，使美国的电气化步伐加快。宋健主编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中介绍：“美、欧、日超大型电力系统、以电为中心的超大型联合企业和国家电气化计划纷纷建立和筹划。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电气化热潮，使人类迎来了‘电气化世纪’，完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
人类早已发明和使用多种计算器，计算速度和效率不断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需要进行系统弹道计算，但即使使用电动机械计算器也要耗费相当的人力和时间。1944年，美国阿伯丁弹道研究室的格尔斯坦中尉和莫尔学院电工系的莫克莱共同提出了“电子计算机装置逻辑结构初探”的报告，由美国国防部门组织ENIAC计算机研究小组，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美籍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伊曼参加了这项研究工作，他在逻辑设计、可靠性问题、储存功能和自动机的构造等计算机理论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贡献。因此，1946年美国制成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之后，人们称冯·诺伊曼为“计算机之父”。
计算机的诞生和应用，开辟一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新纪元，拉开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序幕。
美国联邦政府拥有720多家实验室，3500多所大学，其中公益类科研机构主要集中在150所研究型大学，美国大学还设有6000多个院系实验室。在30多万家企业中，有2226家跨国公司，美国私人工业企业共有两万个实验室，还有5000个拥有众多专职研究人员的独立研究所。美国依靠实验室多、研究机构多、著名大学多和企业多等优势，曾进行过举世瞩目的登月工程大会战。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一书中对美国在1969年实现阿波罗飞船载人踏上月球表面的评价是“肯尼迪总统之所以被收入这个排行榜的原因之一，他是制定阿波罗11号飞船载人登月的主要负责人……美籍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研制的火箭把飞船和宇航员送到月球表面，虽然布劳恩对推进空间探索作出的贡献不容怀疑，但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群科学家。”据记载，参与实施这一计划的有成千上万名科学家、12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两万多家企业，实际参加者达400万人。因此，这一计划的实施被称为“管理学的革命”案例。
2005年6月28日，欧盟、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和韩国代表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达成协议，确定法国南部城市马赛附近的卡达拉舍为国际热核实验堆(ITER)的建造地。这一计划的目的是从海水中提取氢的同位素用于核聚变反应，从而产生巨大能量。这是除国际空间站外规模最大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将于2019年在法国开始试验。如果试验成功，该项目获得的数据将帮助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研究团队设计一个将在2040年前建成2000兆瓦至4000兆瓦的示范性核聚变电站。科学家从一升海水中提炼1/6克氚，其聚变后放出的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燃烧释放的能量，而且聚变后的产物没有任何放射性。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盛正卯介绍，从海水中提炼氘技术已掌握，问题是核聚变过程中不能实现可控，一旦实现可控，就将解决世界性的能源问题。有专家预计，到21世纪中叶热核聚变可能实现商业化，不仅将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安全的能源，而且将大大改善生态环境。
一系列创新历程的启示是，一个国家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成为创新型国家，不仅要发挥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的各自独特优势，而且要加强三者甚至国际合作，协力攻关大项目和大工程。
人才是企业创新的源泉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咨询公司2013年4月初发布的最新科研成果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学者发表论文156574篇，仅少于美国学者发表354486篇的论文数，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在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中，美国企业占47家，欧洲企业占21家，亚洲企业占32家，却无一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如何培植中国创新企业和提高创新能力，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人力资源总量已超过42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研究开发人员超过190万，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人才资源大国不等于人才强国。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在70%-80%，而中国仅为31.6%。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2-2013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用度”指标中，排名世界第46位。报告估计，美国81%的工程毕业生可以立刻胜任工作，印度有25%的毕业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的比例只有10%。
与大学和研究机构比较，中国企业的人才数量和研发能力都有待增加和提高。
一，大企业应有专职研发团队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研究中心2013年3月发表该中心主任达雷尔·韦斯特一篇题为《发明与移动经济》的报告介绍，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投资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低于瑞典的4.3%、日本的3.1%和韩国的3.0%，但高于德国的2.5%、法国的2.2%、加拿大的1.9%和英国的1.9%，工业化国家的研发开支约占2.3%。
韦斯特介绍，在美国，私营部门1980年的研发开支已超过联邦政府开支，在3400亿美元的研发开支中，商业公司占66%，联邦政府占28%。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提供的信息，联邦政府研发开支占比已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63%左右降至今天的28%，而私营部门研发开支占比从30%增至66%。日本私营部门提供72%的研发经费，在德国，商业公司研发开支占66%，在法国，私营企业研发开支占52%。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都有专职研发团队。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时间里，中国各级科研经费大幅度增加，研发经费已占GDP的1.89%，科研总投资仅次于美国。2011年，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5.7%、15%和7.9%。但是，很多大企业却没有专职研发团队。《学习时报》2013年1月刊登寿子琪题为《加快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文章介绍：“目前，上海有大中型企业1700多家，有研发机构的仅为1/3，其中有的研发机构只承担一些产品和工艺改进工作。”文章提出，要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和重点实验室。
二，要大力培养领导性帅才
吉姆·科林斯《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的研究案例显示，高瞻远瞩的公司只有5%任用外部人担任CEO，而在业绩相对较差的公司中有30%任用外部人担任CEO。哈佛大学约瑟夫·鲍尔教授对美国上市企业40年来的回报数据研究发现，CEO来自内部继任者的平均回报值是1.48，而CEO来自外部继任者的平均回报值是-0.28。
国际知名猎头公司海德思哲亚洲及中东区总经理石力介绍，在美国，高管任职时间一般七至八年，在中国，高管在位四到五年已经很不错了。在中国公司担任高管的海归和外国人，普遍面临适应企业文化的难题，有的干到一至二年就换人了。石力认为，那些拥有名牌大学学历、在海外留学和工作过、英文流利的人往往有更多机会；那些在本土大公司，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一直干下去的人，也容易具备较强的竞争力。总之，具有本土化与全球化兼备的高级管理人才在中国最吃香。很多本土化与全球化兼备的科技领导性帅才对中国科技发展和创新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华罗庚、邓稼先等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到祖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留美20年的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历时五年才回到祖国。这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有资料介绍：“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均为留学回国人员。“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国外的留学人员达155.34万人，其中113.69万人正在一百多个国家进行学习和研究，95%的留学生集中在美国、日本、英国等15个国家。2008年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为五万人，2011年达到18.62万人，2012年海归人数达到27.29万。据科技部对2008年认定的11622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的跟踪调查，2011年，高新技术企业留学归国人员、研究生学历人员分别比2008年增加了42%和58%。
宏观干预主要是创造公平和包容的创新环境，为那些本土化和全球化兼备的高管和科技领军性帅才在数以万计“海归”大军中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三，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年人均创造的增加值)仅为美国的1%，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只是德国的20%。如果把美国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加在一起，在科学或技术岗位上工作的员工比例占33%，略低于荷兰和德国的34%，高于法国和加拿大的28%。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3年4月发表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的文章介绍，2011年，9.7万名钢铁工人生产的钢比1980年39.9万名工人生产的钢还多10%。
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0月发表该报美国问题首席评论员爱德华·卢斯评印度企业家维韦克·瓦德瓦新书《移民撤离：为什么美国正在输掉争取企业人才的这场全球竞争》的文章介绍：“硅谷的新创企业有一半以上是由一位印度或中国出生的企业家创办或与他人合办的，在那里的移民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专利就增加9%到18%。争取技术移民的理由如此一目了然。”因此，“美国依然欢迎全球最聪明的学生，给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教育。
我国现有2.3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各行和很多企业的主要劳动力，但多数农民工文化和技术水平偏低。全国各行各业特别是企业加强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品牌建设，从而大大提高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的生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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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创新理念拾趣
不犯错误就会被解雇
创新意味着从无到有，开风气之先，因而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可能遭到挫折或失败，但风险往往又意味着机遇和未来。麦当劳连锁店的创始人克罗克认为“成就必须是在战胜了失败的可能、失败的风险后才能获得的东西。没有风险，就没有取得成就的骄傲”。所以，美国企业热情地鼓励尝试和冒险，积极支持员工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行动，同时又能宽容地对待失败，甚至鼓励犯错误，以保护员工创新的热情和积极性。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在《成功之路》中总结出的美国最成功公司“革新性文化”的八种品质中“贵在行动”和“鼓励革新，容忍失败”就是其中的两项。时代华纳公司的已故总裁史蒂夫·罗斯曾说过：“在这个公司，你不犯错误就会被解雇”。英特尔公司以“鼓励尝试风险”作为公司文化的基本原则。公司创始人诺伊斯最常用的口头禅就是：“别担心，只管去做”。公司甚至规定，员工和管理人员如果在聘用一年内不犯“合理的错误”，就要被解雇。硅谷企业普遍推崇的价值观是“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以致有人认为“失败是硅谷的第一优势”。
没有什么比昨天的成功更危险
在硅谷，每年都有近90%的创新公司破产。所以，美国企业和企业家信奉“世界属于不满足的人们”这句格言，很少陶醉在已有的成就中，而是善于忘掉“过去”，面向未来，勇于变革。惠普公司原董事长兼CEO卢·普拉特说：“过去的辉煌只属于过去而非将来”。未来学家托夫勒也曾经指出：“生存的第一定律是：没有什么比昨天的成功更加危险”。因此，美国企业普遍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危机感及时把握创新的机会，并且敢于淘汰自己的技术或产品，“淘汰自己，否则竞争将淘汰我们”(微软公司)，“吞噬现有的产品是保持领先的途径”(卢·普拉特)。比尔·盖茨反复向员工强调：“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意在使员工保持创新的紧迫感。葛洛夫也有一句名言，即“惟有忧患竟识，才能永远长存”，并说英特尔公司一直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懈怠，“让对手永远跟着我们”。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公司实行“末日管理”，启用大胆改革与创新的管理人员，免去那些循规蹈矩的高级职员……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理念赋予美国企业创新的紧迫感和敏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