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第二届京交会上说，中国政府将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准确理解这一战略决策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我国为什么要开展此项试验，试验区要试验哪些内容？
自贸园区的本质是低成本高效率经济环境
国际上通行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FTZ)是指，在一国或地区的境内关外设立的，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是自贸区战略中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与FTA相比，FTZ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而前者是根据政府间协议设立的包括协议国(地区)在内的经济体，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商务发展而设立。为避免两者混淆，商务部等部门2008年专门提出将FTZ和FTA分别译为“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贸易区”，以示区分。李总理在京交会上说的建立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指的是在我国内设立的自由贸易园区。
我国内地目前还没有自由贸易园区，仅有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六大类、100多个具有部分自贸园区功能的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特殊监管区在连接国内外市场、促进国际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引领我国经济适应全球化潮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取得突破的前夜，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产业链条延长至世界各个角落，涉及多边的贸易日益增加，迫切需要人员、资金、商品、服务等要素能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自由流动的贸易环境，即综合性自由贸易园区。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难得的机遇。这也正是上海申请建立自由贸易园区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贸易园区的本质是，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产生的，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合作的低交易成本、高生产效率、利于创新发展的政策洼地。
形势发展要求建立自由贸易园区
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远未消除，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各国持续加码的刺激政策效果不彰。经济发展史表明，科技和贸易是促进经济走出危机的两大重要拉动力量。如今，各国都在加大推进科技创新投入，以无线网络、智能制造、大数据和新能源为代表，以定制化、个性化、服务和制造业高度融合为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不断积蓄能量，需要生产要素最大程度的集中合作并充分流动，发挥协同创新的效应。我国虽然较以往具备了更好的科技基础，且抢抓机遇的意识整体增强，但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还缺乏促进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最有效率的环境。我们既面临赶超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也面临一旦错失机遇就可能与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差距的风险。
同时，出于稳定经济、增加就业和遏制新兴大国等目的，发达国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一方面，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大要案增多，欧盟最近对我光伏出口实施“双反”，致使我出口损失3500亿元左右，是迄今最大的贸易摩擦案；美欧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我企业对其投资。另一方面，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发达国家加快TPP、TTIP等区域自贸协议和服务贸易谈判TISA进程，基于美欧日自身情况力推劳工和环境保护、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立足于下一代”的经贸规则；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投资准入制度，且接受这些规则的国家正在增多。为在新的规则和标准制定中不被边缘化，应尽快回答新规则对我国的适用性。
自贸园区试验的意义在于改革
世界范围经济增速下滑，国内转型升级压力较大，需要以开放促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激发经济活力，以改革带发展，变要素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为科技和创新驱动型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高水平开放和新一轮改革都是探索，都需要不断试验和不断修正，这正是自贸园区试验的意义。
一是试验区要试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空间。扩大开放和要素聚合是生产力突破瓶颈制约、实现集中爆发的重要条件，是世界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各部门要摒弃局部利益，着眼全局，放开电信、金融、物流、邮政、建筑和法律服务等行业的市场准入，取消持股比例和经营范围限制，扩大教育、科技、医疗、体育等行业开放试点，积极拓展新的服务贸易领域，扩大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均衡发展；要着力发展支撑先进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通过财税、金融、股权激励等政策，支持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服务发展，促进产品结构优化、质量改善和价值提升；制定新的适合自贸园区的外商投资目录，丰富中外资本合作形式，发展高端设备融资租赁，便利企业投融资，激发外资企业投资合作意愿；引进发达国家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探索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高度聚合情况下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模式，为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试验区要试出改革的路数。改革离不开试验，要通过试验加快推进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试验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最大程度减少政府行政审批，使传统政府事前审批的思维向过程服务和事后监管转变，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力；要完善税制和预算体制，协调各级政府之间目标不一致问题，强化预算公开，接受公众监督；试验区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使各种企业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竞争；要加快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探索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改革的具体路径，探索外汇集中运营和离岸管理，促进资金自由流动；改革土地使用管理制度，使政府、土地新旧使用者、土地开发者合理分配利益，促进土地资源自由流动；参照香港管理经验，最大程度减少行政和关税限制，促进人员、信息和商品自由流动。
三是试验区要试出新规则的适应程度。对发达国家推行新国际经贸规则，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被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也不能一概拒绝抵制，错失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机遇，正确的态度是根据我国国情，实事求是的分析、试验其在我国的适用性，有选择的吸收和抵制，完善自身的同时积极融入世界。应具体试验以下内容：健全立法强化执法，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激发国内外企业创新能力和动力；探索既符合我国国情又是较高水平的安全、环境标准，将企业发展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探索强化工会功能的可行性和空间，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其工作环境，使其共享发展成果；试验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可行性，促进资本更加充分自由地竞争；健全法制和机构，适度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促进商品和服务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
四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要突出特色。我国应建立综合性自由贸易园区，既要与香港有所分工避免形成同质竞争，又要在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上与周边国家自贸园区相区分。关键是突出以下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更大程度地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并实现共同富裕，自贸园区试验区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要更好发挥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初、二次分配的作用，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探索国有企业赢利惠及公众的方式；强化高科技含量的特色，我国自贸园区试验区不能重复简单的物流和出口加工等，而是要鼓励跨国公司和外国企业投资中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数据中心、采购中心等服务机构，在引进高端生产环节和服务环节的同时，通过生产要素积聚推动经济持续向高端延伸；突出更高程度的开放和更加公平自由的竞争市场，自由贸易园区经过长期发展已经相当普遍和成熟，如果不能拓宽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仅缺乏竞争优势，对国内改革发展也难以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应深入研究已有自由贸易园(港)区经验，突出我国自贸园区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并与香港形成分工互补；试验区不是“大撒把”，在国内经济金融领域改革尚未完成之际，应加强监管并设置防火墙，防止外资恶意炒作，热钱大量涌入，防止走私、贩毒、偷渡等负面现象从试验区进入内地，影响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
（作者单位：商务部综合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