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33期日前召开。论坛特邀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发表了题为“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的主题演讲。隆国强说，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几乎所有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解释都会提到对外开放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实行了加工贸易政策。随着近年来中国比较优势的改变、外部环境的改变，以及出口创汇政策历史任务的完成，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也应该改变为价值链的升级。要实现新的开放战略，中国要做到四点：实行互利共盈战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保障资源安全、金融安全。
开放战略带来中国奇迹
中国对外开放的时候，恰逢亚洲日本和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发展中国家，从供给侧解决了中国原来制造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经济的繁荣，则从需求侧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隆国强从中国奇迹讲起。
他说，在过去30年里，全球经济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国奇迹。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结论，比如说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但是几乎所有的解释都不会忽略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在过去30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机遇。面临同样的机遇，和中国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也抓住了一部分，但是没有像中国这么成功的。世界银行的评估说，中国是少有的几个受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经济体。
面临同样的国际环境，同样的机遇，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成效，隆国强认为这跟中国审时度势实行了符合自己需要的开放战略有密切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都在努力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前30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通过进口替代战略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经济，发展成基本上拥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个工业体系是在高度保护的环境下形成的，总体特点就是没有国际竞争力，只能管住自己的吃穿住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全球化在不断深化，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的机遇，中国抓住了其中的两个。
一个是在全球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出现了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跨境转移机遇。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各国都在恢复自己的经济，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经济体，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地区的工业化推进很快，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很快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另外一些经济体，主要在东亚，这里面第一个做出成绩的是日本，后来有亚洲四小龙，走的都是同样的发展战略。跟拉美比，拉美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自然资源，东亚这些经济体恰恰都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唯一的资源实际上是人力资源。所以它们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集中从事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所以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都成功进行了产业升级。
中国大陆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恰逢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成长带来收入水平提高，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能再搞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路就是两个，一个是转型升级，去做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去。
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后，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搞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深圳的蛇口工业区，完全是模仿东亚搞工业园区的经验，力图吸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到中国来。真正迅猛推进是在1987年以后，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通过开放，通过吸收外资，实际上把中国低成本的土地，特别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外来投资者的管理、资金、技术，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全球的销售渠道还有品牌结合在一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说白了就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的出口。这样就在供给侧解决了中国原来制造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当时世界经济的繁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世界经济形势不好，各国进行了很多改革。到了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一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迎来了以美国为火车头的一轮相当长时间的繁荣期。导致繁荣期到来主要有几个因素，一个是改革的红利，所谓的里根经济学，按中国人的说法其实就是供给侧改革，让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让企业更有竞争力，以及改革社保体系等等。一个是和平红利，1991年前苏联解体了，两大国的军备竞赛就此结束，这样各国都有更多的资源从国防转向经济建设。第三个是技术进步红利，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冷战时期的军工技术转到了民用领域。第四个是经济的全球化，把市场资源配置的范围大大扩展了。
供给侧中国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问题就是怎么卖出去，这一轮的繁荣从需求侧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开放战略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的比较优势变了，从2003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劳动成本快速上涨的通道，劳动力成本不再便宜。外部环境也在变化，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了低迷期，发达经济体要恢复绝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
隆国强说，还需要明确的是，当时中国的目标是要快速推进工业化，对外开放要适应整个国家的发展目标，于是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目标就定位为出口创汇。
要实现出口创汇的目标，最关键的是要把中国的长板——劳动卖出去，手段就是引进来走出去。
拉美也吸引外资，但是拉美大部分的外商投资是为绕过高关税，在国家内部投资制造业、矿业，然后在本地销售。它转移过去的往往是最终环节，于是就要不断进口零部件，不断消耗外汇，持续一段时间后，当靠卖自然资源已经不足以弥补外汇短缺的时候，就开始借外贷，就汇率贬值，最后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危机。
中国也吸引直接投资，1993年以后一直是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区别就一点，虽然政策说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实际上来中国的外资是经过筛选的，要看是不是技术先进型的企业，能不能带来先进技术。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具有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那就要看是不是出口型的企业。这些出口型的外资主要来自东亚，一些上游的零部件在周边的经济体里面，市场在欧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中国在中间成为二传手，进行加工增值，这个格局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既要让外资在中国加工出口，又要保护原来没有竞争力的制造业，这是个两难的问题。中国的解决办法是搞加工贸易政策，中国加工贸易占出口的比例一度高达58%，现在还超过40%。
隆国强说，到了今天，开放战略总体来看很成功，也很顺利，可是也要看到，开放战略现在正越来越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中国的比较优势变了，原来最大的优势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从2003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劳动成本快速上涨的通道，劳动力成本不再便宜。隆国强介绍说，宁波的一个企业座谈时说，柬埔寨在学中国搞加工贸易，劳工成本是国内的三分之一，工人生产效率是国内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二，所以他们把一些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做T恤衫做裤子转移到了柬埔寨，运作得很好。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受到一些后起经济体越来越强的挑战。这本身没有什么可怕，是一件好事情，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国民过得更加富裕。但是从参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个挑战。
大家还要看到一点，尽管这些出口部门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快，可是这个上涨还是打了折扣的。中国还有上亿的农民工，他们并没有像市民一样享受应有的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其实就是人为压低了这些人的劳动力成本。要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劳动力成本就会上涨得更快，所以未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外部环境也在变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全球陷入了经济危机以后的低迷期，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发达经济体要想成功恢复，绝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
原来的一套政策也不需要了。出口创汇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将近3.5万亿美元。放在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很多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都受困于外汇短缺。买美国的国债是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在全球金融动荡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中国的话语权从哪来，三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欧洲那么多国家整天跑到中国来问能不能买一点它们的国债，中国要是手里没钱，人家是不会求你的。
中国的比较优势变了，外部环境也变了，发展战略也就要变了。过去30年中国一直在追求加速工业化，中国现在是制造业第一大国，现在的目标是转变发展的方式。以前是求快，现在讲又好又快。所以对国内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技术水平的提高。
中国下一步的战略是价值链升级
中国本身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现实的市场，而且中国整体的人力资源提高了，每年有将近900万人接受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新经济体的成长，对中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达经济体需求减少带来的损失。
隆国强说，很多人看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都很悲观，说劳动力成本上涨，资源短缺，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第一个是市场，以前经常讲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潜在大市场，今天这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市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务院领导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回答一个问题：这场全球危机再叠加上气候变化，对全球价值链有什么影响，中国在价值链里面处于什么地位。课题组去问跨国公司，你们到底怎么看中国，发现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以前把中国看成是面向全球的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低成本的劳动。今天再看中国，他们认为第一大吸引他们的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很多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中国以外的市场都遭受了挫折，甚至极端的比如美国的通用公司，母公司破产了，所有利润都来源于中国的市场。很多大的跨国公司说感谢中国的4万亿刺激计划，可以让他们从中分到一杯羹。中国公司的CEO在全球管理层开会的时候，可以从角落上坐到中间了，有了话语权，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以后如果不在中国做过CEO，你就没有资格做跨国公司的全球CEO。有的公司在危机后甚至做出了调整，比如说通用汽车在上海成立了通用国际，管着除了美国以外全球的所有业务。
第二大变化是人力资源的变化。
以前跨国公司看上中国的是低成本的劳工，现在中国制造已经不再便宜，中国的地比美国贵，能源比美国贵，物流比美国贵，但是中国仍然有竞争优势，就在于普通劳工的效率提升。中国普通劳工的竞争对手不是发达国家，而是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年毕业700万大学以上的学生，还有200多万人去读电大和成人高校，这样就有将近900万人在接受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中国的劳工越来越贵了，好的一面是整体的人力资源提高了，中国一年700万的毕业生里面有170万是理工科的学生，按照跨国公司的标准，10%符合跨国公司的要求，也就有17万人。放在世界上比一比，美国、日本的工科学生一年毕业都只有6万多人，欧洲多一点。于是现在许多跨国公司准备把研发拿到中国来，联合国贸发会议有一个调查，称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变成跨国公司未来建立研发基地的首选。
当前中国也面临着新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格局上的变化，发达经济体经济相对低迷，新经济体成长较快。新经济体成长较快对中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达经济体需求减少带来的损失，但是更大的意义在于需求的改变。总体上看，中国对发达国家卖的是消费品，资本品卖不过去。现在这些新兴经济体要推进它的工业化、城市化，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就发现中国资本品的性价比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这个机遇基本上是一个产业升级的机遇。过去中国讲引进来，是把外部的资金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管理和中国的低成本的劳动力集合起来，在全球扩张，所以中国很快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现在跨国公司看中中国的大市场，综合的低成本，还有人力资源的优势，把高端的制造、研发，地区总部放到国内来，这是有利于中国升级的。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机遇。以前中国企业想去海外并购，要么人家不卖，要么很贵买不起。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很多企业资金链断了，不仅愿意卖，而且价格还很低。举个例子，三一重工建厂也就二十年，是靠中国本土市场培育出来一个制造混凝土机械的企业，在低端市场上全球规模已经最大，但是技术还不行。去年它买了德国的普斯迈斯特，技术是全球顶尖的，品牌也是高端市场品牌。高端市场用普斯迈斯特的品牌，低端市场还用三一重工的品牌，一下它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混凝土机械企业，细分行业的全球龙头企业。
隆国强认为，大的事件危机是一个全球格局洗牌的机会，它会带来冲击，但是对一些没有受冲击的企业、国家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中国下一步的战略是价值链升级，讲价值链升级不讲产业结构升级，是因为今天的分工格局改变了。很多产业形成了全球的产业链，企业要增强竞争力，于是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形成了全球生产价值观。从价值链的角度看，中国总体上处在低附加价值的分工环节上，升级依然需要有开拓的全球视野。它需要几个重点。
一个是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行互利共盈战略。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很小，搭便车没有人在意，可以享受别人开放的成果。现在越来越大，人家不能容忍了，所以要多措并举，不仅贸易出口也要贸易进口，投资引进来还要走出去。除此以外，还要搞经济合作、技术援助、人员培训。除了经济领域以外，文化领域、政治军事以及各种经贸手段也要搭配使用。
第二个是引进来的重点。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是服务业比重偏低，服务竞争力很弱。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加快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对内放松管制，对外扩大开放。同时要去引进跨国公司高端的产业活动和生产要素。这方面中国现在还有很多政策障碍，要加快开放的步伐。
第三个重点是以前没有的，就是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通过海外的并购，对外投资，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加快开拓新兴市场，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可以维持几年，但是现在不着手去打造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话，五年以后就会陷入困境。总之，中国以前卖的是体力，下一步要卖智力，通过卖智力换回资源。
第四个方面是要保障资源安全、金融安全两个安全。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既是好事也有挑战。好事是可以腾出能源给中国用，等于增加了供给。挑战是现在美国能源独立了，以后中国将是中东能源最大的买主，怎么保证安全。光有钱不够，没有控制力，没有对价格的影响力，也没有资源安全。至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讲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事说早了。仅是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看看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也能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1987-1993年，北京大学分校城市与区域科学系助教、讲师、系主任助理。1993-2013年，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副部长、部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WTO研究会理事，世界经济论坛2009全球贸易议程委员会副主席。
长期从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在对外贸易、跨国投资、经济合作、特殊经济区、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完成多项重大政策研究报告。多次参加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研讨会议，2007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扩大对外开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问与答
问：隆老师您好，您觉得应该怎么理解安全这个问题？
隆国强：每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美国这个国家作为世界的霸主，比较关注的是对高技术领域的掌控。所以在美国，涉及到国防的它认为是敏感的行业，还有是基础设施。码头不会让一些它认为不友好的国家去控制，美国的民航外资不能超过25%，金融是敏感的行业。加拿大定义国家安全的时候说，不要让本国的经济过于依赖某个特定的经济体，因为它过于依赖美国了。而且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国家安全定义。近期你可能观察到的是，国家安全成为了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一个借口。
美国确实有相当多的人对中国的崛起有担心，所以中国在美国国家单子里面是列的比较低的，不是友善的国家，所以才有出口技术的管制。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就是在全世界里，美国是最开放的市场之一。中国有多少企业在美国投资？美国中国商会，在美国投资的，前年就已经有五千个会员，也就是说至少有五千个中国公司在美国是有投资的。一定要知道美国这个市场总体来看是开放的。
问：现在咱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的很多，总体过程有没有哪个环节是护航这些企业走出去的？
隆国强：海外并购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回顾历史来看，有很多的公司针对并购的目标去做过评估，真正能实现并购的大概也就是30%左右。为什么这么高的风险那么多人还要做海外并购？就是因为海外并购确实带来一些你不做并购得不到的东西，或者比较难得到的东西。我们的企业总的感觉是缺经验，缺国际化的人才，也缺国际化运作的这种能力。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你大规模地往外走，风险比别人还要高，于是政府也想了很多招。比如说审批，大家都骂政府的审批多、讨厌、耽误我的机会，但是这个审批里面蕴含着政府把把关的想法。
政府应提供更多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提供信息，让我们的企业做决策的时候避免错误。比如商务部每年出国别投资指南，是提供信息服务。政府还提供保险，中信保提供国别投资政治风险的保险服务。再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很多部门也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但是我想所有的服务加在一起也不能确保你海外投资没有风险。在充满风险的条件下，政府只能帮你降低风险，但是不可能帮你消除风险。
问：这一轮的并购很多针对矿业，这个我比较担心。咱们即使并购了一个国家的矿业，将来是不是能很顺畅为我们国家所用？
隆国强：关于矿业的投资，我其实这几年一直不主张矿业投资，其它的领域都可以去投资，少去投矿业。回顾近50年的历史，矿产品价格是持续走低的，从2003年开始石油产品矿产品才开始大涨。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加上美元贬值，再加上投机炒作。中国企业为什么还要投资，一方面响应政府的号召，认为控制了海外资源可以保障资源安全。另外有企业的打算，认为价格还可以涨。但是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很多大企业在海外矿业投资遭受了损失。比如说有一家企业在澳大利亚投了100多亿美元，投了一个铁矿，这是铁矿石每吨180美元做的投资决策，现在120美元，去年只有90美元，矿山闲着开不了工，还得付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