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最新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了12.94%。其中，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
　　虽然从债务余额增长速度来看，地方债务两年只增长了12.94%，低于同期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但从当年举债规模占全部债务的比重来看，2010年及以前年度举借20748.79亿元，占53.93%；2011年举借　6307.40亿元，占　16.39%；2012年举借11419.62亿元，占29.68%，就高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了。因为，绝大多数地方都是以新债还旧债，并不断扩大政府债务规模。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没有因为相关规定和要求在减少，而是继续在增长。要注意的是，随着“土地财政”规模的缩小，政府债务偿还的资金来源渠道也越来越窄。一些地方即便将土地出让收入全部用于偿还债务，也是“资不抵债”。
　　而随着地方能够产生土地出让收入的建设项目日益减少，真正的公共设施项目数量日益增多，土地出让收入的来源也将逐步减少，不仅偿债的能力越来越弱、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只要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不降低，举债的内在动力也会进一步增强。
　　地方债务如此膨胀，且没有任何风险意识，除政绩需要透支未来之外，与政府债务和财税体制的关系扭曲，也是完全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1994年推行的休税制财政体制，当时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但此后没有对财税体制作任何调整。2003年放开房地产市场，等于给地方政府“堤内损失堤外补”挖了一个大大的决口。这形成了公共财政和土地财政两套运行体系，且土地财政的功能作用被地方政府发挥到了极致，公共财政的功能作用大大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作用也基本处于负面和消极状态，导致政府债务和财税体制的关系严重扭曲，债务的增长也完全不受财税体制的约束。
　　如果在财税体制运行过程中，能够根据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和事权界定情况，及时对财税体制作出调整，并将土地财政有效纳入到财税体制约束范围，那么，土地财政就不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依靠。
　　毫无疑问，要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解决地方政府只知花钱、不想还钱的问题。除调整政绩考核体制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快调整现行财税体制，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让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和事权的界定方面相对科学、合理，让地方不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从而，理顺财税体制与地方债务的关系，使地方债务受到财税体制的有效约束。
　　当然，单纯依靠财税体制改革，理顺财税体制与地方债务的关系，还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方债务不会再恶性膨胀、不会再出现债务被悬空的风险了。如果能够再辅之以政绩考核体制的改革，地方债务就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