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口红利进入“末端”，但专家认为，可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等途径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从数量型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深挖中西部地区的潜力，同时适时“微调”人口政策，释放“第二轮”人口红利。
途径一：提高劳动参与率
“释放新的人口红利最直接的就是改变劳动力的供给，虽然总量难以改变，但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被认为是第二轮新人口红利的重要方面。
全国社保基金全国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认为，尽管我国面临人口红利进入“末端”，但中国人口老龄化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是初期，而且今后二十年中国将有２亿农民进城，有１亿多农民将成为城里的劳动力。
“这些年城市新增人口主要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１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１．３５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２０１１年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城镇人口的２３％，为我国城镇化率贡献了１１．８个百分点。
蔡昉说，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的主体，城市就业中存量有三分之一都是农民工，增量有三分之二是农民工。
据蔡昉估算，我国当前务农劳动力的比重还有３４％，如果按照他们的劳动时间来计算，事实上只需要２４％。因此农村还有１０到２０个百分点的劳动力有待转移。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
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等城乡二元结构，约１．６亿农民工没有完成市民化，无法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一旦宏观经济遇到周期性波动，就业岗位减少，农民工自然就返乡，导致农民工劳动参与率降低。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２０１１年，在本乡镇就业的农民工中，４０岁以上的占６０．４％，而在外出农民工中，４０岁以上的仅占１８．２％。蔡昉认为，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无疑可以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实际劳动参与率，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积极效果。
“进城农民工通常４０岁左右就回乡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就能干到６０岁，劳动参与率将随之增加，也可以拉动更多的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蔡昉说，如果在２０１１年－２０２０年期间，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１个百分点，年平均ＧＤＰ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０．８８个百分点。
途径二：释放“质量型”人口红利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其中，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多数。农民工就业情况仍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
“农民工不能总是干砖瓦活。”经济学家、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说，应该创造更为高端的手艺业吸纳进城的农民工，同时通过依靠提高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释放新的“人口红利”。
“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但是劳动力素质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量的。”蔡昉说，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速度预测，２０２０年中国２５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８．６３年。
中国劳动力数量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保持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关键则在于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不断提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从国外引进一些技术或高端人才毕竟是少数，提升人力资本主要靠内生，靠提升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技能。
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拥有最大的“人口红利”国家之一。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Ｄｉｄａｒ Ｓｉｎｇｈ说，现在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是２８岁，５１％的人口在２５岁以下。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印度将会提供１．３亿国际劳动大军。
“但这些劳动力如果没有技能，反而会带来巨大的就业问题和负担。”他说，印度政府正在大力行动提高劳动者技能。
蔡昉建议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和培训支出比重。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邹农俭认为应该高度重视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劳动技能在劳动者的就业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途径三：中西部地区仍有“挖潜”空间
我国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因此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仍有一定的“挖潜”空间。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５．０５‰，东部地区平均为４．６８‰，中部地区平均为４．７３‰，西部地区为６．７８‰。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也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在人口红利总体而言即将消失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尚有潜力可以挖掘。”蔡昉说。
目前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很大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２０１０年全部１．５３亿离开本乡镇６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占６８．２％，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中部地区为６９．１％，西部地区为５６．９％，其中大量的是流向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内部的劳动力流动，也表现为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模式。
“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主要是进一步推动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蔡昉说。
蔡昉认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将保持相对低于东部地区。那些年龄偏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家乡就可以找到非农就业机会，会乐于接受大大低于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因为中西部地区较低的生活费用，以及劳动者无需克服跨地区流动的物质费用和心理成本，都等同于提高了实际工资率。
湖南农民工张旭前几年一直在江苏打工，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上四千多元，去年回到老家找了份２０００多元的工作，“综合考虑，还是在家比较划算。”
途径四：适时“微调”人口政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将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同时亦强调，适应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趋势，统筹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再过十多年，中国人口总量开始下降，如何改善人口政策是个大问题。”戴相龙说，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可能将适时对人口政策进行“微调”。
迟福林认为，目前人口红利递减，以及人口老龄化，需要着眼于未来１０－２０年重新制定人口战略，需要从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的角度考虑，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强国。
“我国的人口政策应尽快实现从控制人口数量向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的转变，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并以此为重点，全面规划人口计生问题的发展。”迟福林说。
迟福林建议，应由单一计生工作向统筹解决人口素质问题转变。提高我国人口素质不仅仅是生育环节，还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需要客观分析人口计生网络和相关部门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方面的作用，加快人口政策转型；通过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来缓解我国人口低增长，老龄化的人口发展趋势。
此外，迟福林建议，通过人口管理体制改革，使城镇的流动人口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享受到城镇户籍人口一样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使得养儿防老等现象的内在压力得到有效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