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近年来从沿海城市蔓延至中西部地区的“用工荒”、企业用工成本不断攀升等现象，还是去年统计数据显示的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都已凸显我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末端”。专家认为，人口红利的削减将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及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招工难凸显人口红利“拐点”
“有时我们得开车到甘肃等地去找工人，想新招员工确实比较麻烦。”说起“招工难”，宝鸡市巨成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罗建辉直挠头：“用工荒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原因是需求多、供给少。”
罗建辉的企业主要从事有色金属材料的加工、设备制造、新材料的研究开发，目前有85个工人。既需要焊工、铆工、钳工等高级技术人才，也需要一般的工人。“现在是大工、小工都不好找。”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的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同样面临招工难的情况。该公司生产本部本部长朱军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是现在招工的单位多，独生子女多，工人对工作环境和待遇要求更高了，“工人工资水涨船高，但企业也不能无止境地涨工资，用工成本压力很大。”
在一线，企业已经感受到了“人口红利”逐渐走向末端。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近几年来这一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向四川、湖北、安徽等中西部地区转移，并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而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人口红利削减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１２年末，我国大陆１５至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为９３７２７万人，比上年末减少３４５万人，占总人口的６９．２％，比上年末下降０．６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攀升。２０１２年我国大陆６０周岁及以上人口１９３９０万人，占总人口的１４．３％，比上年末提高０．５９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此前曾表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２０３０年以前，会逐步有所减少。
“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这是事实。”全国社保基金全国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认为，我国老年人口到本世纪５０年代可能达到３０％以上，而劳动力从今年将开始减少，进入人口红利的“末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出现在２０１２年。他认为判断有无人口红利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一个是人口抚养比。“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人口的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过来就没有人口红利。”
“劳动力供需趋紧，民工荒将成为中长期趋势。”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２０１２年后开始负增长，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
传统“动力”难以为继
在改革开放的３０多年里，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都享受到了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发展。而现在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势必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
多位专家表示，此前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迟福林认为，支撑中国３０余年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结构变迁，即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不断增加，人口抚养比的不断下降。而现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未富先老”的特点突出将带来诸多挑战。
“未来五到十年，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趋势不可避免，预示着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化模式均难以为继。”迟福林说。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将使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潜在增长率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生产率进步决定，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这三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蔡昉说，过去我国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的情况正好相反。而劳动力短缺，将会导致资本投入报酬递减现象。
“过去我们把劳动力从农业大规模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因此提高。但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生产率提升可能会越来越少。”蔡昉说。
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被专家普遍认为是人口红利带来的重大影响。蔡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１０．５％。据他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７．２％，“十三五”时期进一步下降至６．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认为，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本身即意味着原有投资模式的配置效率降低，从而使增长的潜在速度面临实质性的下行风险。
巴曙松认为，与城市化快速推进、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过去10多年相比，许多在建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投资效率将会有所下降。其次，中国出口部门迅猛扩张的“黄金期”已过，将大量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的效率必然逐步降低；第三，中国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期的拐点已过，特别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对中高端住宅建设活动将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
“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主要有来自社会方面的原因，即支撑经济增长的力量从物质资本转向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
人力资本不足加剧风险
近些年来，为了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国家出台了很多鼓励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发展的政策，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随着人口红利的削减，老龄化步伐加快，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动力。
而现有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能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红利削减带来的风险。“找小工难，找有技术的工人更难，真正掌握劳动技能的非常缺。”罗建辉说，在他的企业，掌握技术的工人每月工资已经由前两年的１８００元涨至目前的３０００元，但仍很难招到合适的技术工人。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文盲占１．５％，小学文化程度占１４．４％，初中文化程度占６１．１％，高中文化程度占１３．２％，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９．８％。其中，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多数。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６８．８％。
“在起步阶段，物质资本短缺是最主要因素。以前我们更加注重招商引资，主要是解决资本和资金短缺的问题，现阶段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刘尚希说。
刘尚希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对今后企业的转型升级、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未来经济增长将形成严重制约。
经济学家、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变化，需要调整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变劳动密集型为技术创新型。因此，“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期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任务就非常突出。
然而，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进行，行业竞争和企业竞争的加剧，许多现存的岗位将不断被破坏掉。
蔡昉认为，能否应对这种就业冲击，取决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目前中国农民工平均只具有略高于初中毕业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他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经历结构性失业的概率将较大。
据测算，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岗位，分别要求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4年和13.3年。蔡昉说，根据2011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估算，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6年。这意味着农民工的平均人力资本尚不能适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