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源工业的持续发展促进了美国就业、家庭收入、政府收入的增长
●当前美国相对低位的油气价格带动了美国化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复兴
●预计在今后3-5年内，“能源独立”将与美国金融、房地产等领域协同促进，为美国经济复苏与增长带来正效应
●美国“能源独立”趋势下油气对外依存度的下降有利于降低贸易赤字
自2005年以来，美国国内油气供应量持续增长，油气自给率和能源自给率持续提升，能源供需关系和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所谓的“能源独立”趋势提升。
这一趋势是过去50年来美国能源供需关系演变、技术进步和能源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美国经济复苏和北美地区的能源地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并将对未来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全球能源产业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形成冲击，对中国寻找适应本国特点的能源解决方案，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启示。
美国“能源独立”趋势日益明显
1950年以来，美国的煤炭、天然气以及核能产量均趋持续上升态势，与消费量趋势大体相向，且煤炭生产量大于国内消费量，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具有一定的出口能力。天然气产量持续增长，跟随需求迅速增长，供需缺口趋于缩小。2000年后一度下降。而美国的石油生产于1970年达到高峰(1132万桶/日)后呈明显下降之势，特别是在1985年以后连年下降，2005年石油产量仅为814万桶/日，而国内石油消费量为2080万桶/日。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天然气生产于2005年率先回升，石油生产于2008年后出现了27年来的首次回升，至今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而石油消费水平于2007年后趋于下降，使得此后美国的油气供需关系呈现缩小趋势，能源供需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1955年前，美国的能源发展完全立足于国内，尚有一定的出口和援助二战盟国的能力。但是，1970年后，美国能源进口量大幅提升，自给率开始明显下降，到1978年能源自给率降至79%。虽然在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时期，国内能源供应能力一度明显回升。但是在里根政府放松能源管制的系列政策下，1982年后能源消费水平持续上升，能源自给率又趋于持续下滑。但是，2005年后，美国国内页岩气和致密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规模不断扩大，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能力逐年提升。而同期的油气需求增长缓慢，2007年以后明显下降。供需关系呈现了供应趋升、消费趋降、能源增效明显，能源结构逐渐优化的态势。其中，“能源独立”趋势(即能源自给率的回升)，成为二战以来继1978年第一个回升期后美国能源经济中的一大亮点。
而这一趋势主要由石油和天然气自给率的回升推动。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2011年美国天然气自给率已经由2000年的82%上升到94.6%；同期石油自给率已经由2000年的44.6%上升到50%以上。
多重因素共同驱动“能源独立”
美国“能源独立”趋势是一系列因素驱动的结果，同时这些因素也是分析判断未来美国能源发展趋势的基本依据。
首先，油气资源基础和供应能力。
美国油气工业发展离不开国内油气资源的天然禀赋。长期以来，美国油气生产的基础在于常规油气资源量和探明储量。美国本土石油产量高峰出现于1970年(即1132万桶/日)，80年代转入低峰产量平台，随后进入逐年下降的过程，直到2008年降为839万桶/日。这一产量变化趋势反映了美国常规石油资源勘探开发规律和产量递减规律，即由于常规石油资源枯竭与供应能力的衰减，本国油气田产量逐年递减，开采成本逐年递增，油气田寿命缩短，可利用程度降低。
然而，除了常规油气资源外，美国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即运用非常规技术和方法，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下可以经济开采的低渗、高密和“难采”的油气资源，包括页岩油、致密油、致密气、页岩气、煤层气、深盆气和天然气水合物等。其中，仅从近10年迅猛发展的页岩气资源勘探看，预测可采页岩气资源量为24-30万亿立方米，而且地质条件较好，探明程度高，易于经济开发。在过去10多年里，美国的页岩气产量从2006年的240亿立方米，迅速提升到2011年的1700亿立方米。页岩气在天然气产量中的比重由4.5%提高28%。目前，页岩气已经在美国形成开发与利用并重的一整套产业体系，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天然气自给能力，达到94.6%。同期，美国石油产量也稳步回升。2011年的美国原油产量达到784万桶/日，比2008年增加了近111万桶/日，使美国成为当年非欧佩克产油国中石油产量增长最大的国家。
其次，科技进步。
在美国页岩气开发史中，长时期内由于技术落后，丰富而难采的非常规油气资源无法得到大规模动用。而近10多年来，随着国内非常规勘探开发技术的逐步积累、成熟和推广应用，特别是以水平钻井和分段水力压裂为核心的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推广，使得规模性页岩气开发活动得以实现。2008年美国页岩气生产井数达到42000口。其中，Barnett地区页岩气生产井3500口，是诸多页岩气富集区中新技术应用较广的地区，也是页岩气产量持续上升较快的地区，推动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
近年来，美国将页岩气的勘探开发技术运用于致密岩开发，大幅提高了致密油的产量，为2011年美国石油产量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以后每年仍有60万桶/日以上的增长空间。正是由于页岩气和致密油等非常规油气开发技术的推广应用，使2005年和2008年后美国天然气和石油产量增长分别出现了新拐点。
再次，需求增长和价格上涨。
在美国油气需求增长、稳定和稳中趋降的过程中，上述常规油气供应水平的持续降低为非常规油气开发提供了合理的需求空间。这个合理的需求空间在90年代被一批具有战略眼光的行业投资者和技术服务商所认识。同时，2003年以后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上升，经过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初的短暂大幅下降后又较快回升到了100美元/桶以上。这一油价水平为新技术推广，非常规油气资源规模性开发，特别是为页岩气、致密油、油砂和深海资源的大规模经济开发提供了赢利空间。目前，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短期处于低位没有冲击石油公司开发页岩气的热情，主要原因是多数石油公司主要依靠石油赢利，或通过天然气液化，提高变现能力。但是从中长期看，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具有上升的空间和推力，从而推动页岩气资源开发。
第四，能源公司的推动。
从过去20年的油气开发过程看，中小石油公司在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中发挥了主要推动者的作用。主要原因是难采、低渗和不经济性这些非常规资源的初始特征使得大型能源公司避而远之，结果为中小能源公司从事这些类型的资源开发留下了较大的区域和潜在利益。随着页岩气开采特有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推广、油气需求和赢利空间的扩大，这些中小能源公司逐步具备了开发这些难采资源的技术能力，也使原来难以盈利的项目变为可赢利的项目。不可否认大批中小能源公司对2011年1700亿立方米页岩气产量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必须同时指出，非常规资源的持续开发需要更大规模和持续性的投资和规模化运作。因此，今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大型能源公司的参与和引导。2009年美国埃克森公司以410亿美元收购具有巨大非常规资源潜力的XTO能源公司正是大型能源公司的标志性举措。
第五，能源政策的推动。
自美国“能源独立计划”最早由尼克松政府提出后，能源政策的长期效应不明显。历史现象是政策措施越多，能源缺口越大，石油对外依赖越严重。回顾从尼克松到奥巴马不同政府的能源政策，不难看出不同时期的能源政策在能源供应源拓展、能源需求管理、能源效率以及能源税收等方面均改变着美国能源发展的轨迹。上世纪80年代政府的石油暴利税和鼓励非常规天然气开发政策的出台，迫使一批在页岩气领域具有长远眼光的独立能源公司(如米切尔能源开发集团)反复钻研和试验，集中在达拉斯-福特沃斯等地区大力开发页岩气资源，于90年代末期取得了初步成功。随后在外部投资的引导下，他们的特有技术和经验在美国页岩气行业得到了推广。
基于对上述驱动因素的分析，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在2015年前后，美国“能源独立”趋势将继续得以推进。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预测，页岩气产量在天然气总产量中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23%提高到2015年的30%-40%，2035年可达到50%左右。而在石油领域，花旗银行全球大宗商品研究部预计，美国的石油产量在致密油、深海石油和乙醇产量等因素推动下，将在2015年前超越俄罗斯，2020年前后超越沙特阿拉伯，达到1500万桶/日左右。初步预测，从现在到2015年和2020年，石油产量至少有150万桶/日和500万桶/日的增长空间，假定美国的石油需求量依然维持2011年2000万桶/日上下，2015年美国的石油自给率可上升到55%以上，2020年有可能上升至70%，对外依存度相应下降。考虑到非化石能源的增长，到2020年前，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由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过渡的趋势依然是渐进的，但是天然气比重的上升直接表明，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日益明显。
能源业发展为经济复苏带来强大动力
美国“能源独立”趋势无疑夯实了美国能源安全的基础，也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对美国和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冲击。
首先，美国能源工业的持续发展促进了美国就业、家庭收入、政府收入的增长。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和目前的缓慢复苏阶段，然而，能源行业在西得克萨斯轻质油(WTI)相对低价和天然气价格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持续增加了投资，促进了就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与利润增长。根据剑桥能源咨询公司(CERA)分析，2010年仅页岩气行业就创造了60万个就业岗位。预计到2015年可增加到87万个就业机会。同时，CERA预计，联邦政府的页岩气税收收入将从2010年的96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45亿美元，到2035年，平均每年的税收收入可达到186亿美元。预计在今后3-5年内，“能源独立”将与美国金融、房地产等领域协同促进，为美国经济复苏与增长带来正效应。
其次，当前美国相对低位的油气价格带动了美国化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复兴。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天然气价格上。美国的天然气由10年前的13美元/百万热量单位(BTU)降到2012年的3美元左右。由于原料相对低价的成本优势，近年来美国的基础化学工业一举扭转了过去开工率低下(仅60%)，经济效益全球最差的局面，使得目前的化学工业开工率超过93%，盈利水平超过了中东地区初级能源加工企业，行业竞争力明显提高。
第三，美国“能源独立”趋势下油气对外依存度的下降有利于降低贸易赤字。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原油贸易赤字从894亿美元上升到2587亿美元，天然气贸易赤字由122亿美元上升到125亿美元。剑桥能源咨询公司分析，从目前到2020年，如果石油价格维持在100美元/桶，2005年后每少进口500万桶石油将减少贸易赤字1820亿美元，相当于2011年美国贸易赤字的1/3。石油进口依赖减少对于扭转美国的贸易赤字意义重大，从而也必然对美元汇率形成有力的支撑。
美国原计划每年投资1000亿美元，从西非、中东、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家进口液化天然气(LNG)。而目前的现实是，天然气产量即将自给有余，可能于2016年实现天然气首度适量出口。美国EIA曾预测，2021年美国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2035年成为管道天然气净出口国。
当然，也不可忽视投资约束、环保制约、技术转让障碍以及社会对非常规资源开发的压力等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
能源自给率提高为政策调整铺平道路
美国“能源独立”除了对美国国内产生重要影响，其对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冲击。
首先，美国不断减少对不稳定地区和国家的石油进口比例。1999年，美国从波斯湾进口的原油和成品油比例为23%，到2010年降低为15%，同时，从委内瑞拉、利比亚等不稳定国家的石油进口比例也将逐步减少。这一变化首先意味着今后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石油依赖关系由区域向重点国家调整，即由原来与中东、非洲、南美和北美地区的区域依赖关系转向与少数稳定国家的重点依赖，石油进口主要倚重北美邻国(特别是加拿大)、南美国家(特别是巴西)以及沙特阿拉伯及尼日利亚等个别中东和非洲国家。这些变化必然促使美国调整对外能源政策，至少在处理中东事务上减少“石油供应的负担”，使其外交政策不“被中东产油国绑架”，从而使得美国的中东政策或欧佩克政策更具灵活性。
其次，美国在其石油产量超越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之后可发挥类似沙特阿拉伯“机动国”的作用，即在未来油气产量增减方面直接影响国际油价波动。在天然气方面，美国天然气自给有余将为欧洲液化天然气(LNG)进口留出较大的全球资源空间，从而使后者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而由于美国国内天然气市场供需关系的改变，也促使俄罗斯不得不改变其天然气开发和出口计划。这些趋势直接冲击了全球天然气贸易与投资以及天然气定价模式。
第三，从地区结构看，美国“能源独立”趋势也影响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有限。近10年来，美国能源公司在中国油气领域的合作愿望趋于减退，而中国进入美国能源领域，特别是清洁能源、页岩气开发和深海等领域热情较高，障碍更大；美国公司希望利用中国的资金而不愿意与中国共享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公司希望引进美国技术而不愿向其提供优质的资产。
在未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由于美国外部能源关系的收缩和调整，中国对外能源关系的不断扩展，中美双边能源关系和合作领域逐步超越双边，走向多边。中国、美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多边能源竞争和合作关系凸显。
毫无疑问，美国将利用能源自给率上升的机动性和北美的能源地位，加大对全球能源治理秩序重构的影响，重点体现在资源开发理念、良好的治理标准、多边合作规则以及新技术转让保护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国与美国将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合作和相互竞争的复杂关系，正是中方需要认真应对的新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能源政策的重点是“开源、节流、调结构，提能力”。如今面对新的国内外政策背景，美国必须在能源战略、能源技术开发和发展方式创新上，利用“页岩气革命”的契机和“能源独立”的趋势，大力推进天然气开发，并以天然气为“过渡能源”，进一步推进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同时从技术进步、能源效率和政府管制的角度，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夯实能源安全的基础。这些因素将构成了未来美国能源政策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也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同样面对的能源政策问题，尽管在发展道路和模式上不存在相同的解决方案。但是，未来十年美国在新的能源战略与政策制定方面的探索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启示，从而推动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共同迎接一场新的能源革命。
